黑血浇灌恶之花 音乐剧《芝加哥》的前世今生

音乐剧《芝加哥》将于本周在北京上演。大多数观众都不会对这出百老汇经典作品感到陌生，毕竟这是美国本土音乐剧中唯一可与《歌剧魅影》和《猫》相提并论的长寿剧目。人们总能在曼哈顿时代广场五彩缤纷的巨幅广告牌中认出其红黑相间的标志图案，以至于时常忽略了剧中演绎的其实是一段近百年前的往事。

这个由情欲、血液、爵士歌舞、酒精、子弹和钞票混合而成的犯罪故事，从新闻报章到戏剧舞台，从百老汇到好莱坞，以不同的样式被反复讲述，挑逗着历代观众的眼球和神经。也许是舞台太过炫目的缘故，人们总是轻易地沉醉于虚构的躁动与癫狂之中，竟然忘记了聚光灯下真实的底色其实是无尽黑暗。

史实：三个迷失在芝加哥的女人

1924年春天，三个女人本无交集的命运纠缠在了芝加哥这座“谋杀之都”。

比尤拉·安南(Beulah Annan)，24岁，来自肯塔基州。她有着复杂的情感经历，四年前刚刚结束了人生的第一段婚姻，和一个汽车维修工来到芝加哥定居并结婚，成为当地一家洗衣店的收银员。她在洗衣店结识了自己的情夫，并且开启了一段婚外情。

史实：三个迷失在芝加哥的女人

1924年春天，三个女人本无交集的命运纠缠在了芝加哥这座“谋杀之都”。

比尤拉·安南(Beulah Annan)，24岁，来自肯塔基州。她有着复杂的情感经历，四年前刚刚结束了人生的第一段婚姻，和一个汽车维修工来到芝加哥定居并结婚，成为当地一家洗衣店的收银员。她在洗衣店结识了自己的情夫，并且开启了一段婚外情。

贝尔瓦·加特纳(Belva Gaertner)，39岁，作为一名歌舞演员，还有一个艺名“贝尔·布朗(Belle Brown)”。她的现任丈夫是一个颇为富有的实业家，但是因为她与前夫的婚姻存在说不清的麻烦，这位实业家曾一度宣布他们的婚姻无效，随后两人不知为何又再度复婚。和比尤拉一样，贝尔瓦也有一个地下情人。

莫林·达拉斯·沃特金斯(Maurine Dallas Watkins)，27岁，此前她跟随美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乔治·皮尔斯·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在哈佛大学进修创作，本着想要走出学院的象牙塔探寻真实世界的意愿，她于年初时来到芝加哥，成为最早效力于《芝加哥论坛报》的女性新闻从业者之一。

故事以两桩血淋淋的凶杀案开场。当年3月的一天，加特纳夫人的情人被发现死在了她的汽车里，凶器是一把留在现场的手枪，当人们在寓所里找到加特纳夫人时，染了死者鲜血的衣服就丢在地板上。一个月后，年轻的安南夫人同样枪杀了自己的情夫，案发现场就是她的住所。沃特金斯则成了这两起案件的报道者。

《芝加哥论坛报》网站上至今还能查阅到由沃特金斯撰写的虎扑篮球：比尤拉·安南杀人案的新闻。这篇文章被刊登在该报1924年4月4日头版，标题为《受害者死亡时女人在放爵士乐》，文章以一个细节开头：“在案发现场，安南夫人的小公寓里，她用唱机反复听了两小时以上的一首名为《Hula Lou》的夏威夷情歌。”

这篇文章的结尾，则不经意地描述比尤拉·安南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瘦削高挑，有着红棕色的短发”。而在当天报纸第40版封底图片页的右上角，刊登了一张她的照片，确实美艳动人。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的一个月之内，比尤拉·安南的照片四次登上了《芝加哥论坛报》的版面，这个频率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同一时期，另一桩谋杀案的女主角贝尔瓦·加特纳也成为频频亮相的热门人物。唯一的解释是，两个女人的美貌征服了芝加哥的男人们。大量来自崇拜者的求爱信件涌入了关押她们的监狱，有媒体将她们的照片并排刊登在版面最醒目的位置，还有人公开呼吁法官手下留情，因为“这样的甜心不应被杀死”。

但是，两个嫌犯颠三倒四的口供明显对她们不利。比尤拉·安南先是声称死者蓄意强奸，随后又承认是因为被对方威胁要甩了自己才起杀心，后来又声称自己当时已经怀有身孕，且对方和她同时想要拿到那把手枪，自己的行为纯属自卫。贝尔瓦·加特纳则坚称，案发时自己已经喝醉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完全记不起来。

颇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女人各自找到了全芝加哥最优秀的律师。

比尤拉·安南的律师W. W。奥布莱恩(W.W. O'Brien)，被称作“能替耶稣洗罪的人”，他充分利用这位明星级女罪犯在容貌方面的优势，暗中操作为其组建了一个特殊的陪审团：全部为男性，年轻人偏多，且其中有四个单身汉。5月底，在案发一个多月后，就是这个陪审团达成一致意见：比尤拉·安南无罪。

随后，贝尔瓦·加特纳于6月初获得释放。她的律师团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在法庭上安排了一个全男班底的陪审团。在报道新闻时，沃特金斯将这两起案件合并讨论，她抨击这样的审判形同“时尚秀”，化妆品成了女犯人的防卫武器，衣服则帮助她们赢得同情，她们走出监狱的速度甚至比她们进大牢时还快。

俨然已被塑造成明星的比尤拉·安南，自从其走出监狱后新闻一直不断，她离婚又再婚的新闻依然会见诸报端。贝尔瓦·加特纳的婚姻生活也曾因谋杀案而中断，但一年后她与丈夫二度复婚，后来男方一度以女方虐待和酗酒为名再次提出离婚，随后又爆出女方再生婚外情，但这对夫妇并未真正分手。

至于作为旁观者和记录者的沃特金斯，则很快结束了她在芝加哥短暂的记者生涯，跟随她的导师贝克前往耶鲁大学继续从事戏剧创作。沃特金斯尝试着将她曾报道过的这两桩案件改编成话剧，在创作过程中，她曾将其命名为《勇敢的小女人(The Brave Little Woman)》和《耍花招(Play Ball)》。

1926年12月30日，这出话剧在百老汇首演，最终被定名为《芝加哥》。剧中，比尤拉·安南改头换面成了洛克茜·哈特(Roxie Hart)，贝尔瓦·加特纳则被称为维尔玛·凯莉(Velma Kelly)，她们的辩护人化身为巧舌如簧且视财如命的律师比利·弗林(Billy Flynn)，而故事走向却与当初的新闻如出一辙。

1928年，身为剧中主角原型的比尤拉·安南从绞刑架下逃离后的第四年，同样是一个春天，她因罹患肺结核死在了芝加哥。当她的死讯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时，依然没有摆脱“最美凶手”的头衔，还有报纸特意刊登了她的头像，并称呼她为“眼睛可以驯服男人的女孩”。

娱乐：五十年或者更久之后

当沃特金斯在她的新闻报道中以“时尚秀”来称呼她所目睹的对女性罪犯的审判过程时，后来有关《芝加哥》这一作品的主题实际上便已经被确定下来。在这个故事中，法律可以被金钱收买，舆论可以为美貌蛊惑，秩序可以因情欲坍塌，而这一切的逻辑根基，则是对女性的随意物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娱乐性消费。

现实中的比尤拉和贝尔瓦从未在崇拜者那里获得真正的同情，人们只是在新闻报道和司法审讯这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下，肆无忌惮地消费着香艳的肉体和刺激的故事。剧中的洛克茜和维尔玛也是如此，她们固然是名义上的主人公，其实却不具备推动情节的能力，只能听从弗林律师的任意摆布。

但是，沃特金斯固然看穿了这场黑色闹剧中的病灶所在，却依然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反而因为自己的报道和创作，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

这位作者始终认为，自己当初为《芝加哥论坛报》所撰写的稿件，为全民消费“最美凶手”的娱乐狂欢提供了猛料，并且因此遮蔽了两个凶手的罪行，最终成全她们重获自由。她试图借助话剧版《芝加哥》揭示这其中的荒诞性，可是这部作品的演出海报上，洛克茜和维尔玛妖冶的形象，以及渲染案件戏剧性的夸张宣传语，依然是其最抢眼的噱头。该剧在百老汇的首轮演出多达172场，口碑和票房取得双赢，但是观众究竟为何而来，沃特金斯应该还是心知肚明的。

真正让她绝望的，应该是好莱坞两次电影改编的失败。

早在1927年，即话剧版《芝加哥》首轮演出的同一年，这部作品便以黑白默片的面貌登上了电影银幕。但是，相较于话剧版强烈的讽刺色彩，这一同名电影版本着实过于保守。也许是为了应付审查的需要，该片在结尾处做了较大改动，几个犯下罪行的主人公最终都受到了惩罚，营造了一种道德胜利的虚伪假象。

1942年，知名导演威廉·奥古斯·威尔曼(William Augustus Wellman)再次将《芝加哥》以《洛克茜·哈特》之名进行翻拍，而这次改编简直是灾难性的。片中，洛克茜被塑造成了被冤入狱的替罪羔羊，律师比利·弗林则成了伸张正义的楷模，原话剧版本的价值观被彻底颠覆，最终呈现的不过是一出庸俗的情节剧。

晚年时的沃特金斯认定自己笔下的这部话剧作品是不宜被改编的，因此，当音乐剧版《芝加哥》的导演鲍勃·弗西(Bob Fosse)在上世纪60年代找到她商洽改编该剧时，沃特金斯断然拒绝。直到她于1969年因肺癌去世之后，弗西才辗转获得了改编权，并于1975年将该剧以音乐剧的形式重新推上舞台。

幸亏有了这样一个改编正确的版本，《芝加哥》才被证明是具有经典价值的。

音乐剧版《芝加哥》，以及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翻拍的歌舞片《芝加哥》，皆是对原版话剧精神主旨的忠实继承。弗西及其合作者约翰·肯德尔(John Kander)、弗雷德·艾伯(Fred Ebb)用华丽的歌舞和紧凑的剧情，重现了沃特金斯所经历的那个迷乱的爵士时代，并且将其打造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时尚秀场。

在炫目的舞台手段包装之下，《芝加哥》中制造了一地血腥的女囚们，终于彻底成为娱乐场里的玩物。而观众既是剧中案件的围观看客，又是声色犬马的消费者，一边批判着对女性的物化和娱乐，一边又在这种物化和娱乐中接受批判。于是每一句欢愉的唱词都是罪恶的诱惑，每一次热烈的掌声都是莫大的讽刺。

该剧尾声处，两个女主人公在逃出生天后这样唱道：“没有什么能够永恒，在五十年或者更久之后，总是世事变幻，终究物是人非。”似乎是对过往历史的慨叹，又像是对未知明天的困惑。近一个世纪过去，时间终将所有的罪掩埋，只是没有人知道，那片曾经被黑血浸染过的土地上，是否又会滋生新的恶之花。

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