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纪开国之后，特别是明治维新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后，在国家与文化的认同上即存在一个“欧”、“亚”的问题，这给日本的国族认同造成了困惑，而战争的动机与邻国的关系也与这个大问题紧密相关

日本作家兼导演伊丹十三1986年的电影《蒲公英》中有一个场景，一群穿着西式宴会服装的年轻女士正在主餐厅中上“魅力学校”的课程。今天教的是吃意大利蛤蛎面的礼仪，教师是餐厅的女主人，她对学生们说意大利面条应该静静地享用(不像日本面条，可以大声地从碗里吸出来)。她优雅地将叉子送到唇边做示范，这时房间对面突然传来响亮的啧啧声。大家都扭过头去，发现一名外国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意大利面。女孩子们都疑惑不解，教师则勃然大怒。结果，全班的人当然都放弃了修习餐桌礼仪的努力，冲动地加入了外国导师的行列，响亮地向蛤蛎面发起了进攻，好像那是日本拉面一样。

电影摄制者的观点明白无误：西方知识是权力和权威的源泉，日本人狂热地模仿西方，因此总是要从外部寻找权威，结果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总是感到疑惑。

19世纪后期，日本人学习和效仿的重点从中国转向欧洲，又逐渐转向美国。

整个20世纪，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在殚精竭虑地定位、定义“日本特性”的实质。在日本这样的一元社会中，他们如此执着的努力充分表明，文化上的矛盾心理以及长期依赖不同于本土传统的外在价值和行为，已经导致了反复出现的疑惑和绝望情绪，类似于民族身份危机，这一结论可以从很多地方找到充分的证据。

1911年8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刚成立的学习院里做了题为“现代时期的日本文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他所谓的“道德平衡的丧失”和日本对西方奴隶一般的模仿直接联系了起来：

简单来说，西方文明(我是说，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是从内部生成的，而日本的文明是从外部生成的。“内部生成的”事物自然而然从其本身发展出来，如同鲜花绽放，先是蓓蕾初开，然后花瓣向四周展开。而“外部生成的”事物总是由于外在的压力而被迫呈现出某种特定的样子……

这种主体价值的丧失让日本对西方列强亦步亦趋。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后来被一些研究者解读为，日本作为后来崛起的强国，必须按照西方列强设定的游戏规则行事，即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日本如果不殖民他国，就会被他国殖民，这种思维模式既给他国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画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为东洋。在按文明画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为西洋。”例如日本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的发言，就表现出这样的困惑。尽管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与中国都有所批判，但两者作为对日本的“威胁”，意义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国是一个蛮横的压迫者，以伪善的世界警察姿态四处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与之平起平坐，却又因肤色之故受尽歧视，因此必得加以谴责，并以亚洲特有的文明价值来声称日本比美国更优越，从而与之竞逐普遍霸权地位。相对的，中国则是一个落后的、反人权的、不遵守文明世界游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同时又是亚洲安全的威胁者，因此日本不时以文明承载者的姿态对中国指指点点，甚至提醒军事同盟的美国一起防范中国。石原想带着亚洲对抗西方，是复制战前日本由“脱亚”而“兴亚”的图式，遮掩其不被美国平等接纳的状态；但当中国经济超越日本的预言蔓延，甚而与日本竞逐区域领导者时，石原又必须拉着日美同盟的力量来箝制中国，从而强调其比中国更优越、更符合现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对于中国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旧在欧亚之间无家可归的困窘。从战前的帝国主义岐路到战后的经济大国路线，日本的国家主义是追随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而亦步亦趋发展起来。正如酒井直树在分析战后日本发展经验时所指出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相互形塑的关系，战后日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其实是以日本的“美国化”为目标，因此既已无力对日本的发展模式提出反省，那么即便选择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义形式来批判美国，最终衣只是再次确认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也强化了日本的无力感。

(参考资料： 《无约束的日本》，论文《如何正常，怎样国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国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