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下美国！”

那时人人都有个日本梦，大量外地青年来到首都，就成了首都人民——日本人的户籍只是他的“原籍”，你搬到什么地方，只需要在当地政府的窗口申请“住民票”，就能成为当地居民，教育权、医疗权等一样不落。这些新东京人信奉一件事情：只要努力就会有办法，而他们的确也都随着这个国家迈入了成功。

他们大学时学着本地的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在新宿的街头高唱反战歌曲，呼吁爱与和平；毕业后挤山手线上班，拼命挣钱拼命存钱，偶尔去浅草的脱衣舞剧场看一个叫北野武的同龄人表演喜剧；后来他们买了车，又在郊区买了房，再听到《北国之春》时，忍不住也要热泪盈眶——他们也许就来自北部的青森、新泻、长野、岩手……但起码他们还有故乡可供怀念，等到他们孩子这一代在京郊出生、长大，想要“逃离东京”时，已经无路可退了。

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坏事情。随着工业发展与产业升级，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公害”开始侵袭日本，最出名的是发生在熊本县水俣湾的水俣病。一家向海湾排放含汞污水的化工厂让一个镇1/4的人口先后患上了“怪病”，轻者口齿不清、手脚发抖，重者神经失常乃至全身弯曲而死。1971年，东京发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熏倒了操场上的小学生，而曾经供应“江户前寿司”原料的东京湾也赤潮泛滥。1973年，厚生省公布了一份菜单，要求民众一星期内食用某种鱼类不要超过指定分量，潜台词是，这样才能降低毒素的累积……

染野宪治1991年进入日本环境厅(现环境省)，负责解决有关公害问题，“日本政府从1960年代才开始正视公害问题，这源于三方力量的推动：首先是媒体自由的报道；然后是地方政府迫于选民的压力，开始承担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责任；最后就是独立的司法，如果政府不作为，老百姓可以去走司法途径，当时受害者提起了大量的诉讼。几年前一家中国电视台采访我，我也谈了这三点，他们让我特别强调一下报道自由这部分，说要用来做内参。”

如今走在东京的街头，已经很难想象那仅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天是淡蓝的，位于闹市区的神田川，水是深绿色的，里面游动着巨大的鲤鱼，还有时潜时浮的乌龟，好些天没有下雨了，路边的银杏叶也没有蒙上灰尘。

1973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编自科幻小说《日本沉没》的同名电影在这一年吸引了880万观众，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世界对它的追捧。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把“日本热”推向新的高潮，卓南生在为《星洲日报》撰写的社论中说：“日人之所以从十年前被讥为‘经济动物’，而摇身一变成为今日备受世人推崇的‘借鉴的模式’，推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它没有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垮下去……令百病丛生的欧美师父相形见绌，惊叹徒弟‘功力’不浅……”

1985年的“广场协议”永久地改变了日本，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日本人把它看作西方世界的一次阴谋。按照协议，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日元由此大幅度升值，工业出口受到冲击。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开始大幅降息，结果使得大量资金流出股市和房市，泡沫经济赫然成形。

在欧洲，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人开始以组团的架势扫荡欧美的奢侈品店——这其中自然有生活在“年功序列制”下的日人对“身份标识”的崇拜，以及趋同的文化心理，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日元升值令日本人的购买力空前强大。在美国，夏威夷的海滩上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买走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被索尼拿下了。有资料说，到19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老美们惊呼：“日本人要买下美国了！”一个美国记者受日本外交官宴请，饭后甜点竟然是铺有金箔的巧克力奶油冻，“我私下觉得吞食金属颇不容易，却顿时明白了夸耀性的消费。”

在日本国内，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股票、外汇、房价，东京闹市区几乎每个行人都一身名牌，喝最高级的红酒，然后不管车费多贵也要打车回到郊区的家里。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甚至大学生都有花不完的钱，前述日本记者1980年代末尚在读书，“我们当时都认为日本世界第一，生活水平要比美国好，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去酒吧的大学生很多，回来的时候都打不到车。”20年后他来到中国，晚上在国际俱乐部附近也经常打不到车，而周围都是些“看起来都很有钱”的年轻人，他觉得这场景真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