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涉及征地、拆迁等产生的所有矛盾纠纷，不得无理取闹，越级上访，拨打区长公开电话，书面写信上访等，一经发现将取消村级生活补贴和福利待遇。”

　　前天晚上，这段出自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新华村村民公约的规定出现在某网站杂谈，并以“最牛村民公约”的头衔流传网络，并引起网络热议。（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承古代“告御状”之余绪，信访在中国的制度框架里是一种被中央权力和相关法律认可的、正式的、合法的解决人际冲突的途径。然而，在很多政府官员的眼里，“上访”却成了“刁民”们“无理取闹”的代名词———为了避免给自己脸上抹黑或给上级领导惹麻烦，或者让自己做过的见不得光的事不能“上达天听”，他们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出浑身解数阻止公民上访，尤其是阻止他们“越级上访”。于是，他们动用各种公共资源，用截访、盯梢、陪访、软禁等种种无耻伎俩对付这些处于弱势状态的“刁民”们，甚至不惜花费大价钱，在上访者的老屋土墙里安装监控摄像头（见8月18日《南方都市报》：《村民进京上访归来发现对面老屋被装摄像头》）———这不但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而且无异于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干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事情。

　　如果上访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照理就应该废除“信访制度”，代之以更合理或更合法的制度。然而，黑格尔云，“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我们姑且承认“信访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既然如此，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公民既合理又合法的上访行为为什么会遭到政府官员的百般阻挠呢？无他，公民的上访将暴露政府官员在公共事务管理和解决人际冲突上的无能或揭开他们见不得人的黑幕。

　　甚至连世界上最傻的人，都不难看出，“最牛村民公约”是一个充满了霸气的、阻止村民上访、压制他们利益诉求合理且合法表达的村规民约———而且是一个“被”字头的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约定，无非就是要求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审时度势，别为自己找麻烦。遗憾的是，这种“霸王条款”却被《萧山日报》吹捧为“激励人”的“好制度”———用新华村村支书沈毛银的话说：“这个规定出来后，对村民的行为有了约束，对村干部也施加了压力，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

　　上访的人少了，甚至没有人上访了，如果是因为人际协商或健全的法制有效地消解了人际冲突的缘故，自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最牛村民公约”却仅仅只是以外在的强制力暂时压制了矛盾，压制了村民们的利益诉求，并未真正消除矛盾。就算“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只怕这种融洽仅仅只是表面的———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权威求得解决的时候，必然求之于暴力的解决方式，从而危及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不必要的社会动荡。

（责编：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