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心花怒放的一刻”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也到了北平的新华总社。李普主持了国庆大典的采访。我们新华社的同志参加了国庆大典。在那里我们真是心花怒放，高兴极了。（沈容时任新华社记者）

　　巴金：“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

　　10月1日那天，巴金是有幸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见证开国大典的少数文化代表之一。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他知道，中国人民“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令巴金终身难忘，一年后，他追忆道：“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夜晚十点钟以后，我从天安门回到了宿舍，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些场景在巴金的脑海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十年后当他回想起时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巴金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

　　钱钟书、杨绛：“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留下。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钱钟书、杨绛为著名学者、文学家）

　　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

　　1949年春天，宋云彬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现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但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宋云彬为著名学者、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俞平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

　　1949年的俞平伯，对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南下感到惘然。面对陈寅恪九年前给他的旧稿，他说：“陈今已南去，兵烽间重读尤惘然也。”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题是：走，还是不走。俞平伯选择了留下。面对新政权，俞平伯是拥护与支持的，但在拥护与支持的背后也有疑惑与忧虑。为了适应新时代，俞平伯努力改变着自己。他参加座谈会，听周扬介绍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状况，学习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还曾就“如何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写新诗的俞平伯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俞平伯对新诗的重拾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迎合新时代的文艺要求。面对新中国的新气象，毫无疑问，俞平伯的心情是兴奋而又激动的，这种心情也是当时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俞平伯为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

　　梁漱溟：希望自己做新政权的诤友

　　1949年的梁漱溟到京很晚，到京之后，面对首都解放的热烈气氛，他自然也很激动。但与其他知识分子相比而言，梁漱溟的表现更加理性与冷静。这与他自己的定位有关。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权，梁漱溟希望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自由度。在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同时，梁漱溟希望自己做新政权的诤友。（梁漱溟为哲学家、教育家）

　　马寅初：兴奋而又忙碌

　　1949年的马寅初是兴奋而又忙碌的。他忙于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忙着讨论国名、国徽、国歌等各种方案，作为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还忙于为稳定新中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出谋划策。在这段兴奋与忙碌的日子里，马寅初也偶有不愉快。一个不快的感觉就是当人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出于敬佩与崇拜，由衷地高喊万岁。这让经过民主训练的马寅初有些不太适应。（马寅初为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周一良：“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万分激动”

　　清华园和平解放了。解放之初，在大礼堂演过多次解放区来的歌剧，如《赤叶河》、《血泪仇》等。表演虽然粗糙，但都是揭露封建地主的题材，对我们比较新鲜，感到富于吸引力，颇受教育。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万分激动。（辑自《毕竟是书生》。周一良为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