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很多学者试图通过经验数据来解释二者的关系。《县市的发展需要哪些自主权》课题组给出了湖北“强县扩权”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强县扩权后，湖北省前20强县2005年GDP达1536.4亿元，占全省县域总量的45%；县均GDP为76.82亿元，高出全省县域平均72.2%；地方财政收入40.85亿元，占全省县域总量的42.6%；县均地方财政收入2.04亿元，高出全省县域平均62%。扩权县市经济活跃，也带动了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10］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扩权强县”政策课题组以磐石为例解释了“扩权强县”的成效。2006年第一季度，全市GDP完成18.1亿元，同比增长24.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46亿元，同比增长50%。在建或完工千万元以上项目12个，同比增长4个。由此可见，“扩权强县”政策实施以来，对促进县域经济突破已经产生了明显效果，无论是整体实力还是发展后劲，都有了明显增强。［11］

认真分析这些经验研究，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如果没有“强县扩权”，这些地方的经济是否也能保持如此快速度增长？这种“数据罗列”式的论述是否足以说明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笔者比较赞同龚琦等人用因子分析法得出的经验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湖北17个“强县扩权”试点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2004年的得分增幅明显高于2003年的增幅，其中以老河口、石首的增幅最为明显，超过2003年增幅的三倍以上，监利、广水、枣阳、钟祥2004年增幅超上年增幅二倍以上，其他县（市）均超过一倍以上，表现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大踏步提升。［12］

至此，笔者认同“强县扩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综观各地的具体做法和研究文献，我们又可以发现，各省的“强县扩权”试点县都是该省经济实力本身就相对较强的县，财政困难程度相对较轻，省级政府本意是想通过“扩权”进一步促进这些县的经济发展，财政困难问题也就相应而解。但是，对于那些经济基础本身较弱、财政困难程度很严重的县来说，缺乏经济起飞所必需的资本、技术、知识积累，“强县扩权”是否能够产生相同的效应值得商榷，甚至可能因为追赶、攀比的需要，盲目扩大投资，增加财政支出，导致县乡财政更加困难。笔者在调研时，一位基层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现在搞的这个‘强县扩权’是否会产生和当年设立地级市一样的情况？对于那些经济实力本身比较强的县来说，好处当然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县就不一定了。搞不好再过几年，不仅是县和地级市的差距很大，而且县与县的差距也会更大，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访谈对象0808011）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强县扩权”可以使“好的更好”，对于财政困难程度本身不是很严重的县来说，可以起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作用，但是对于本身财政比较困难的县来说，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可能更加困难，试图通过“强县扩权”来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实施条件并不能够完全成立，这一措施本身并不能解决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县乡政府的财政困难。

六、县乡财政解困目标的模糊性和政策选择的困境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县乡财政困难有没有解决的途径？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弄清什么是县乡财政困难，因为“要想成功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正确的问题找出正确的答案。我们经历失败常常是因为更多地解决了错误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我们为正确的问题找到了错误的答案”。［13］但是，这一要求又回到了本文的逻辑起点上来，正如本文开始时所分析的那样，县乡财政困难确实难以测定。因此，实现县乡财政解困的目标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与此相联系的是政策选择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