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深入群众，扎根群众，与群众进行直接沟通。比如，古巴共产党要求所有领导定期下基层；党政官员分散居住在居民区，接受所在社区的管理；干部无特权，部长工资低于教师和科研人员；政治局委员出国轻车简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规定，包括部长在内的议员，每周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区，任期内遍访所有选民；每周安排一个晚上接待上访群众。

二是适应媒体社会、运用网络技术开展群众工作。德国社民党和基民盟，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干部和议员都与大众传媒保持着良好关系，通过媒体来发布信息和主张，介绍工作。一些政党以政党网站、博客网页等与民众实现网上沟通。目前，世界各国一些主要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在网页上公布党的信息，供民众浏览。各党还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党的领导人同网民进行网络对话，解答选民的提问和质疑。

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拉近党与群众的距离。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各自联系着一部分社会民众，是执政党开展群众工作可资借重的力量。首先，各国执政党采取措施，加大对工、青、妇等党的外围组织的培育。党通过政治支持、资金投入、培训选拔等方式提高这些组织的行动能力，为党争取群众支持发挥作用。其次，加强与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的沟通联系，使它们在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面与执政党合作。

3. 寻求扩大社会基础，保持党对社会的开放

政党执政后，不仅要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和骨干队伍，还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代表方方面面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自己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许多政党采取了向社会开放的做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强调，要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要依靠从雇员到企业家，从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到工程师、科技人员，从工会员工到所有中间阶层的一切人。英国“新工党”在对自己的传统政策主张进行调整时，也把目光转向中间阶层，强调要“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西欧社会党还普遍采取向非党员开放组织生活、与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建立自主专题论坛、吸收党外精英参加本党议会党团等，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4. 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调解内部纷争

在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民族宗教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前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的执政党在这方面曾有过惨痛教训。苏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一是政策过急，搞人为同化。二是对少数民族优抚有加，使民族主义不断膨胀。三是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妥协退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都与原执政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失误有关。波兰党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没有摆正政教关系，使教会站到了党的对立面。但是，也有一些执政党在这方面表现出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是：利用“组屋”政策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实行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通过各种活动加强各民族的接触和交流。马来西亚巫统在马哈蒂尔出任主席后，也大力推行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融合政策，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各民族共同发展，以消除引发民族矛盾的经济根源。一些国家执政党的实践还表明，坚持政教分离，依法管理宗教，做好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特别是做好民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