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经济史方面，除农业史研究继续发展外，盐业史、商业史、市场史、金融史、城市史研究也十分活跃。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瞩目。专题史、民族史的研究陆续展开。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这一工作在新时期以更大规模展开。数千万字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已经整理出版，“二五”计划的经济档案也在整理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除此之外，还有清实录经济史料、自贡盐业档案、徽州文书、孔府档案、巴县档案、企业史料丛书系列、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满铁资料等。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保定、无锡农村的长期跟踪调查继续进行。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得以入史。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比以往更为丰富和雄厚。

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新时期的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进，出现了国内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研究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模式，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推动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与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

丰硕的研究成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接近2万种，其数量相当于此前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成果。比较重要的，除上面提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外，还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分卷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和吴承明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