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愈写过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记载了一个姓崔的朋友，在担任谏官时因上书言事而受人排挤，被打发到蓝田县任县丞。崔县丞本来想，当县丞就当县丞呗，照样能够有所作为。可事情却不那么如愿。韩愈这样写道：办理文书时，办事小吏怀抱已经完成的案卷找到县丞，左手把案卷前部卷起来，右手递上笔，站直了看着县丞，说道：“你应该在这儿签名。”县丞抓起笔，在预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签上名字，再问办事小吏是否合适。小吏说：“可以。”公事就算办完了。至于案卷上写的是什么，县丞一点不清楚。所以韩愈慨叹道，县丞“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好在庭院里有老槐树，靠墙有竹子，还有流水，崔县丞于是每天清扫庭院，培土浇水，然后吟诗作赋。有人问他忙什么呢？他就说：“我正忙于办公，请勿打扰。”

宋代州县的副职权位又有所提升。王安石初入仕途的差遣，就是去扬州当签书判官，由于在公事处分上常坚持己见，少不了与长官韩琦闹矛盾。因为他有通签文书的权利，着实让老韩挠头。

州县正副相争的故事在宋史上很多，据欧阳修称，知州、通判相争时，通判的气焰甚至高于知州，曾经扬言，要对知州实行同级监督。有个叫钱昆的杭州人，喜欢吃螃蟹。他原在中央任职，后来请求外放去做知州。人事部门问他想去哪个州，他说只要是出产螃蟹、又无通判的地方就行，可见知州对通判敬畏到了何种程度。

明代起，地方正官权力反弹，即便是同知、县丞这种有“二堂”、“二尹”名义的第一副职，也不再有过问全局的职权，而是依惯例由正官委派，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但若对正官的施政方针或具体处置有意见，也可以直接向上级申诉。副职难于驾驭，所以许多正官以裁减乃至清除副职为快事。本文开篇所述海瑞建议要求为兴国县减副，固然有裁冗省费的正大名义，或许也有类似动机。以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个性，来自左右的制约自然是越少越好。

何良俊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嘉靖时，先父做粮长，常在府县中听候差遣，亲见亲闻松江府的同知吴献臣是如何与知府刘琬相处的。按照惯例，每天早上知府升堂与同僚相见后，副职官员各自回自己的办公室办事，惟独吴献臣偏偏不走，就在府堂一侧坐着，监视刘琬办理公事。一旦刘知府言行稍微有什么不当之处，吴献臣马上当面指责。说起来刘琬也是一个在官场上颇有声望的官员，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受到这种制约呢？有次他看见吴献臣不走，就故意不办公，干脆和他相对而坐，忿忿地说：“看你有能耐闲坐到什么时候！”吴献臣也不甘示弱，悠哉悠哉地捉一只虱子放在桌上，在虱子周围吐一圈唾沫（据说虱子怕唾），然后直视刘知府道：“看你这家伙能走到哪里去！”

再如万历时广东番禺的县丞唐同，也是类似角色。有一回他去见知县议事，正好遇见知县与“诗友”在堂上歌咏唱和，当场板下脸来教训正官说：“县堂自有政事，放着堂堂正事不做，吟诗作对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