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

所谓“昨天”，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革”的一段历史区间。那时儒学遭到了劫难，被妖魔化了。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学失掉了神圣的光环，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妖魔化成了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五四以后出现了两次批儒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由吴虞、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掀起。不过，他们批儒影响力，远没有后来编写的教科书说的那么大。它的影响所及，极其有限，而且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胡适在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批判矛头，其实仅指向工具化的儒学，并非全盘否定儒学。李大钊说：“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80页）在这里，他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左”的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五四时期的批儒浪潮被人们夸大了，称之为“打倒孔家店”运动。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乃是后人编出来的。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成为口号，近似的说法是“打孔家店”。胡适曾在为吴虞的书作序时，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只说过这么一次，并且没有用“打倒”二字。

第二次批儒浪潮就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次浪潮的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把全体人民都卷入其中。这次浪潮的荒诞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居然把古代儒学创始人同当代阴谋家捆绑在一起批判，使人莫名其妙。这样的批判浪潮完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人们仿佛做了一场恶梦，醒来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上文说到，对于儒学，可以从学理、工具、信念三个角度来把握，那么，儒学的存在空间就不能只是一个，而是三个：君主政体、家庭、心灵深处。作为统治工具的儒学是同君主政体伴生的，随着君主政体的废除，显然已经寿终正寝了；可是，作为学理的儒学和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并不是君主政体的伴生物，绝不会因君主政体解体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主政体废除了，可是家庭并没有因之而废除，人们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并没有因之而消除。不可否认，儒学的确有作为帝王文化的一面，但更要看到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作为帝王文化的儒学已经失去了价值，可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仍有积极价值，仍有发展空间。人们之所以对儒学的现代价值心存疑虑，恐怕同跳不出“儒学就是帝王文化”的误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