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需要厘清表象与趋势

“国进民退”只是一种表象，源于危急时刻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表明，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有效握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一握手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互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原力量。

□刘金山

在应对国际金融海啸冲击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背景下，中央政府果断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以求通过总量扩张实现经济复苏与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目前，政策效应初步显现，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但其间的一些现象引起了争论：经济复苏过度依赖投资，投资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政府投资重在国企；国企大项目、央企地王、地方企业重组与行业整合，诸多事件不断进入人们视野。一时间，“国进民退”成为各界议论的话题。这是暂时的表象，还是未来的趋势，需要我们理性考察。

表象：危急时刻的暂时替代

“国进民退”只是一种表象，源于危急时刻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一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制度惯性。金融海啸冲击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导致我国通过出口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局面难以为继，这是市场未能及时纠错所积累的矛盾的凸显，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此时，按照历史经验和制度惯性，走出危机，需要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需要依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等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作用。

二是存在多重约束的民资缺位。危急时刻，需要全民总动员。但在我国，民资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民资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但从“摸着石头过河”时期的民企发展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下的民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海啸对民企的冲击甚于国企，在此背景下，更多的民企在于求生，而难以救急。

三是项目储备不足的应急替代。由于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快速转型，争取中央政府投资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目标，致原本用于民资的较为成熟的项目，可能被拿来应急以谋求中央政府投资；一些“拼盘”投资项目也可能应时而生，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企业重组与行业整合。另有一些大项目的增量投资申请亦顺势获得批准。由于要与中央政府投资配套，部分地方政府呈现融资狂欢，各类融资平台与融资工具亦精彩纷呈。

这就导致了“国进民退”的表象，其实质是金融危机冲击下“国资”对“民资”的暂时替代。与这种替代相伴随的是，财政资金以及与之关联的信贷资金大量流向大型国企，由于产能过剩、多元化投资选择难以及时确定等原因，一部分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楼市，导致了若干“央企地王”的出现，推动了主要中心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这便是“国进民退”暂时替代行为的货币表现。

趋势：本原力量的市场增进

“国进民退”的争议，归根到底，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议。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表明，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有效握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一握手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互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原力量。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需要政府增进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渐进式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也是政府增进市场的过程。就长期而言，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政府与市场实现互补的本原力量的体现。

在危机时刻形成的“国进民退”的暂时替代行为，在本原力量的作用下，必将实现转换。这是在未来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如何把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这一转换，如能顺利推进，经济将会持续复苏；否则能会“二次探底”。这一转换，需要政府进一步增进市场。

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民企。通过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广覆盖，使民企的员工福利成本压力得以缓解，有利于民企的成长，有利于民企的资产组合和退出重组。

民资进入领域需进一步拓展。完善产业进入与退出机制，引导产业增量调整，将民资引入原来审批门槛高与准入门槛高但依然有巨大增长空间的行业。建立与完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有利于激活民间投资。

国企与民企需进一步融合。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国企与民企可以分工协作，实现大、中、小企业协作并存的共生局面。从产权角度看，二者可以打破壁垒，相互融合，有利于优化治理结构。当然，所有这一切，需要政府的推动，这亦是市场增进的体现。

警惕与化解产能过剩。在当前背景下，产能过剩既是市场失灵的体现，也是部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结果。这需要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共同努力。以市场化的方式，主要依据市场供求关系，结合市场结构的变化，调控新增产能，压缩低端产能。政府需要逐步调整短期政绩偏好，从长期持续发展的角度规划调整产业布局。同时，这种调整，一定要在可竞争范围内，不能形成新的行政性垄断。

让我们期待，市场与政府紧握手，民企与国企共发展。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