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论”，即认为所谓“中国奇迹”不过是一个媒体渲染出来的神话。代表性言论当推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出版于2002年5月的《虎扑篮球：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他在该报告中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前所未有，以亚太地区的标准而言也不见得特别突出。”在1970—2000年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由1%上升到4%，而GDP的比例从2%增至3.5%，但是，日本和亚洲其他有关国家，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对应的贸易比例都由2%升到8%左右，而日本的GDP更是由2%升至10%。还有论者通过考察新兴国家的崛起之路后认为，中国并未打破正常的经济增长方式——廉价的劳动力、适当的经济政策、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形势以及追求财富的国民心态等等——中国创造奇迹的方式，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也同样创造了奇迹，在更早的荷兰、英国与美国似乎皆是如此。这种把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看作是遵循同一模式，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13亿人口的大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创造性和独特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无疑是对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否定。

“责任论”，即认为中国作为西方大国的利益攸关方，必须承担和发挥相应的责任。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作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明确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论断。2007年3月5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史教授丹尼·弗格森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买下中美国》的文章首次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2008年夏季出版的《外交》杂志发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一文，首次提出“G2”概念。这些概念提出后反响强烈，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关系，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其背后隐含的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

“替代论”，即认为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独立、创新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发展道路将成为新的普世话语。代表性观点是“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一文率先提出的。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北京共识”将取代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客观地看，尽管“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经验和发展道路的高度认可，但至于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则既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应是追求的目标。

“阶段论”，即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转轨国家”的普遍特点，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世界，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消亡了。有国际舆论针对中国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表现认为，这并非中国现行社会制度优越于西方的充分依据，而是说明沿袭于计划体制的政治运作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应对危机环境的模式，长期看，中国具有的“制度优势”很可能是一种劣势。还有外国舆论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成绩惊人，但问题也不少，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不难看出，“阶段论”的实质是把“现代化”看作“西方化”，把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均质运动，而非不同历史主体的多元互动，这显然是有违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