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观主要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演进而生成和发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社会主义观，并推动中国模式的初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和深化了新社会主义观及中国模式；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把新社会主义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正推动中国模式的再发展。

社会主义观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它主要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 。[1]

新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演进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社会主义观是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新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演进推动着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观：为新中国社会主义观和中国模式奠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随即揭开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但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曲折和反复。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模式奠基了基础。

毛泽东探索取得的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理论财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法论与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方法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思想。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方法论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宝贵的理论财富之一，对他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邓小平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继邓小平理论之后，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是科学发展观，都是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并终于找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富有魅力的中国模式，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夺得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毛泽东探索的失误也转化我们党的积极理论财富。从辩证思维的角度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后来陷入了误区，但最后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理论财富，即它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从否定的方面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运行模式有了这样明确的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超越初级阶段，不能急于求成；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可能是纯粹的公有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不能抛弃商品、货币和资本；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

二、邓小平理论：新社会主义观与中国模式的初成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我们曾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把马克思恩格斯本本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构想当成了勿庸置疑的先验原则，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些“原则”；把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神圣化和普遍化；脱离生产力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果使得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挫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极具胆识和创见，它从社会主义观的高度反思问题，一下子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和症结，开启了探索新社会主义观的大门。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进了新社会主义观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