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北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上海前进到一定程度了，这种矛盾很容易凸显出来。这以后我们就制定了一个风险评估办法，就是对重大工程和重要政策进行风险评估的办法。

所谓风险评估，就是在我们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实施之前，对群众可能有什么利益诉求要做评估。这些利益诉求中哪些是合法合理的，你必须要考虑进去；哪些是不合法不合有关规范，但是有他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你一定要考虑这合理的因素；哪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你要考虑怎么做工作。我感觉我们虽然出台了一个办法，很多同志仍然没有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足够的高度来认识。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确实是一个矛盾的凸显期，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要把社会成本打进去。所谓的社会成本，就是你这个事情对群众利益有影响，按政策这个问题应该解决。现在打没打？也打进去了。打得够不够？是需要研究的。

问：如果一定要计算这样的社会风险度，会不会有一些干部就干脆考虑别干了？

俞：这个社会成本，或者说是群众利益的补偿，没打进去是错的。打进去之后你觉得干不了，干不了就不要干。群众利益没有得到补偿，你的工程怎么能做？做不了就不要做。这恐怕是一个我们不适应的问题吧。

第二个不适应的问题，就是依法治国的方略、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这都是中央提的，我们恐怕有认识不足的问题。最明显是最近的所谓的“钓鱼事件”或者说“倒钩事件”。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的。我们在某些打击犯罪的场合，也实施这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某一个人突然想起来要采取这种办法，而是我们在这种执法中间实行的那个叫做有奖举报的制度。这种有奖举报的制度如果不加限制地使用，必然地会产生职业举报人，利用这种有奖举报的制度来挣钱。我们在实行这个有奖举报制度的时候，没有从法律的层面上，认真地加以审核，评估一下这种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没有认真地加以审核，也没有加以很多约束性的条件，所以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治观念的不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还有一条，就是对社会性的事件，或者叫做公众事件的及时应对重视不够。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公众事件有它的特点，跟过去不同了，来得快，很集中，而且很多情况下直指政府而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能够及时发现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但如果应对不及时，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