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的要素资源一定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在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度过程、以及土地禀赋供给有限的资源生态下，土地更是具有升值的巨大潜力和空间。但是，土地价值随经济进程的自然性提升远远满足不了多个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许多人为的因素构成了我国土地价格必须快速扬升的复合拉力，尤其是在相关宏观政策的激励之下，地价的“井喷”和“地王”的诞生就顺理成章。

首先，为抑制金融危机和催生经济复苏而出台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成为了新“地王”能够快速繁衍的最肥沃土壤。资料显示，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安排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与房地产业有直接关系的占到了32%，高层的用心非常明确，运用房地产市场的复兴来拉动水泥、钢铁等上游产业，从而带动就业的增长。不仅如此，由于2008年全年销售量同比下降了19.1%，为十年来首次出现年销售量下跌，为配合扩内需、保增长的需要，高层直接作用于房地产的政策支持力度似乎前所未有。主要包括：将房贷首付比例从30%降低至20%，首套及改善型购房按揭利率7折优惠，契税和营业税降至1%，开发商资本的自有比例从35%降到20%等。

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极大地放宽了企业获得信贷资本的商业环境，而房地产相关政策的改善又刺激了住房的购买需求，驱动房价回升和上涨，并进而加快了开发商的资金回笼的速度，壮大了企业的自有资本。两种力量的聚集最终增强了相关企业敢于高价拿地的底气和储备土地的能力。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显示，2009年前三个季度，贷款占房地产商全部资金来源为22.7%，是2004年以来最高点水平，定金预付占全部资金来源的24.3%，比2008年同期高0.8个百分点，个贷占全部资金来源的11.9%，同比增长2.9个百分点。

其次，企业对土地的“异化”性利用是“地王”频现的最直接、最深厚的内生力量。拿地是为了建房是一般人的思维逻辑，但在许多企业眼中，土地可以作为金融杠杆，实施一种资本倍数放大的财富游戏。观察发现，在2009年诞生的绝大多数“地王”中，几乎都是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公司获得，上市公司俨然成为发现和打造“新地王”的伯乐，其背后的诱因非常简单，即源于资本运作之下的融资冲动。

一方面，作为银行贷款的最佳抵押品，土地资源一向是银行的最爱，上市公司光环再加上以土地做抵押，在银行家的眼中，这样的企业无疑是最佳贷款客户，由此形成了上市公司高价拿地———抵押贷款———高价拿地的新循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通过拿地，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市值，而且还能提升投资者对其的信心，从而使企业能更大规模、更加快捷地从股市“圈钱”。由此形成了拿地———圈钱———再拿地———再圈钱的又一个循环。仅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据搜房网发布的《2009中国房企融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61家房企2009年前10个月融资总额约为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授信额度约为2400亿元人民币，通过配股等手段从股市直接融资为1600亿。在这里，房地产企业已经不是地产开发商，而是蜕变为地地道道的金融投机家。

第三，“土地财政”的延续与发酵形成了催生“地王”的最佳耦合要件。我国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控制了大部分税收，土地出让金收入便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向土地要收成，向土地要效益”一时成为地方政府的不二法门。特别是在“地王”的哄抬之下，土地溢价被空前放大，政府财政收入自然水涨船高。因此，住房和城市建设部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土地拍卖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的40％~50％甚至更高。

动态数据进一步支持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结论。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约为7000亿元人民币，2007年猛增至1.3万亿元人民币，即便是在房市极度低迷的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仍高达9600多亿元。而由于土地交投市场的异常活跃，至2009年10月全国主要城市的土地溢价劲升幅度达到了57%，土地出让收入创出历史记录已成定局。据媒体统计，2009年前三季度，上海土地出让金收入达526亿元，名列全国第一，北京紧随其后，达571亿元，天津势头凶猛，一举突破400亿元，重庆、杭州次之，分别达300亿元，即使是垫底的广州，收入也有100亿元。

至此，一个寄生在土地之上的生态链已经浮出水面：地产开发企业不惜通过高价拿地以贪婪地获取所需资本，并运用地价推高房价的手段获得高额利润；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土地的竞标拉高土地溢价，从而做大财政收入的盘子。两种“合谋”力量成为了中国“新地王”的真正锻造者。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