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确实，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潮非常复杂。我也经常上各种倾向不同的网站。大家都会发现，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不同倾向的学者的观点不仅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因此产生了左右之分。左右实际上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比较极端、比较片面的观点。我是不同意走极端的，因为历史证明，不论在理论上，不论在实际上，走极端的后果总是不好的，经不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因此，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既要避免“左”，又要避免右，力求避免走极端。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从英国进修回来不久，就写过一篇题为《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红旗》，1986，第三期）的文章，主张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既要避免全盘否定的这一极端，又要避免全盘肯定的那一极端。同样，在后来看待阶级阶层的问题上、传统现代的问题上、在看待所谓“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在看待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社会协调和社会失衡的问题上等，我对自己的要求，也都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我在一些人看来很右，在一些人看来又很“左”，开始我也很苦闷，但后来，我感到左右是不可回避的，对涉及社会利益的社会现象总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关键是要自己正确定位。我自己的定位是“不左不右”。为此，我还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左”是右任人说，下联：不“左”不右行我路；横批：我还是我。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中外古今思潮的汇集点。我觉得在社会政策问题上，包括在社区建设的问题上，都有这样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我提出了建设性反思批判思想，我们应当实事求是的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所以，我的立场就是人大的校训“实事求是”。你一进人大的校门就可以看到“实事求是”的石碑。“实事求是”既是校训，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我对我的学生的基本要求。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不“左”不右行我路，并不是“价值中立”，因为“不‘左’不右”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把“不‘左’不右行我路”这种价值，说成是“价值中立”，是一种误解，是不合逻辑的。众所周知，我一向是对“价值中立”采取分析批判态度的，我曾多次着重指出： “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童　潇：今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年，记得去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海》等杂志都刊发了您的相关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您主编的《中国社会学三十年》，今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还隆重推出了您的论文《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这些论著全面总结和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学和社会的发展。这里，能不能请您以建国六十年为背景，谈谈对中国社会建设六十年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