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党面临着既要领导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又要进行大规模城市接管的复杂局面和艰巨任务。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应对复杂局面完成艰巨任务，指明了正确方向。刘少奇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在天津近一个月的工作，即是一次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实践活动。长期以来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对于刘少奇此次在天津指导工作的讲话（简称“天津讲话”），缺乏全面研究，认为刘少奇讲话重点是解决劳资关系和做民族资本家的工作。事实是，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管理建设城市的深刻思想，帮助解决接管后天津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而处理劳资关系和做民族资本家工作是为解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天津是一座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黑暗统治的城市，完整接管后面临的形势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政治上，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摧毁了旧政权，怎样建立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城市新体制，怎样建立党在城市工作机构，都需要探索。进城后，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军管会领导下的接管机构，建立了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和若干个街道办事处，建立了公、检、法等司法机构；在党内建立了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及工作机构和各区委员会及工作机构，那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这些党政机构都有力地保证了完整顺利接管天津。但随着接管任务的完成，这种适应接管工作的体制，不能完全适应管理建设的需要。一方面新建立的党政机构，特别是接管部门需要调整；另一方面根据新的形势任务，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在经济上，接管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产倒退，私营工厂基本停工，大批工人失业；城乡经济不畅，交通阻隔，农产品上不来，工业产品下不去；财政紧张，通货膨胀，极大地困扰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尽快恢复发展生产成为天津的一大难题。在文化上，如何尽快肃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建立和发展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城市文化，任务十分艰巨。除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面临的问题外，同时还面临着安定社会，稳定人心的重要问题。在思想上，不少人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资本家顾虑重重，怕分厂分店、怕没钱赚、怕工人不好管理，复工复业不积极，甚至抽转资金。知识分子和职员观望。而工人期望值高，提出一些过高要求。进城干部对情况不熟悉，对怎样管理城市缺乏经验，而且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