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个甲子的历史进程，在解放战争巨大胜利的革命声威笼罩下，我们曾有一个凯歌行进式的良好开端。迅速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恢复久经战乱而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彻底消灭封建经济制度的土地改革；大张旗鼓地剿灭残匪和镇压反革命，稳固了人民政权；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边疆国防；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和普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全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胜利，可以鼓舞信心和斗志，增添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但也可能冲昏头脑，夸大主观能动性和不顾客观条件而盲目赶超的冲动。于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错综的内外矛盾交织中，求索理想社会的巨大社会能量，逐渐背离初衷，演变成为“左”倾狂热的社会运动。其极端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1958年开始的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在政治方面就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严重偏离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正确路线，而且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如果说，胜利具有两重性，那么错误失败，同样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使人民遭受不应承受的苦难，又可以使人们清醒，深思，总结而奋发。1978年底召开的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总结历史经验，代表亿万人民的意愿，扭转乾坤，使共和国重新转回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宏伟新篇章。三十年的豪迈步伐和光辉业绩，举世共睹，有口皆碑，勿庸多言。

（二）

如何从总体上评估这六十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分岐很大。从我自己接触的有限资料看，抛开那些“逢共必反”的顽固反共派，只谈还是抱有善意的历史研究者和评论者，起码有三大类截然不同的观点，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类观点是肯定前三十年，而否定后三十年，换一种说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一切均好，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一切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