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列宁还对考茨基指责十月革命“跨越阶段”的论调进行了回应。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写道：“革命目前在俄国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与1789年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法国革命的余波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相同的。”［6］63这个结论本身就否定了“超越阶段”的指责，说明俄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实上，列宁也是把革命始终限定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的。可见，列宁同考茨基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革命的“经济性质”，而在于革命的“政治手段”：是无产阶级领导并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呢，还是只能由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列宁在1905年革命开始就一直在探索新型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而考茨基却要求俄国革命只能亦步亦趋地走西欧20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民主革命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论证。他针对考茨基等人的观点严正指出：一些人“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其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那么，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呢？列宁指出：“我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文化变革”是必须按照“自然的发展阶段”发展的，而“政治变革”作为手段，则是可以根据不同历史条件有所变换的。其实，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研究当时德国革命的策略时，就有过类似的思考。

四、在历史回顾中的思考：是非和教训

这场大论战已经整整过去了一个世纪，同样性质的论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重复了一次。回顾这段历史，对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应是十分有益的。

历史证明，论战双方各自都占有一定的真理。从伯恩施坦否定“崩溃论”至今，资本主义毕竟没有因危机而导致全面崩溃，相反，它一次次地克服了危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严重创伤。同样，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也不以资本家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地逐步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金融资本联合剥夺殖民地的“超帝国主义”，也确实不幸被考茨基所言中。只是它在似乎为资本主义带来新的期待和希望的同时，却使亚非拉一些地区至今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下为本民族的生存而挣扎。当然，我们看到东方民族民主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发展，更看到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我们也看到，一些西方社会民主党集中注意力训练无产阶级“运用民主”，使“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伟大成就，已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同样，苏东剧变对共产主义运动无疑是一场重大的挫折，但它自然证明考茨基当年的谶语是违背列宁主义的严重后果。在比较中，我们应该更深刻地理解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