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同样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信奉着马克思主义的两支队伍，为何却总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爆发争论，乃至互相为敌？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检讨。

如前所述，分歧是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不同认识开始的。历史证明，西方社会民主党在自己长期的政治经济斗争中，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适应生存的能力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中确实获得了利益，因而也承受着精神上的“重负”：对内他们乐于接受改良主义，对外则更习惯于大国沙文主义。就布尔什维克和以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东方各国共产党来说，他们代表了落后国家工农大众的利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有着最深切的痛苦体验，同时，他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则了解不足。相对来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愤怒往往多于冷静理性的分析。革命时期，他们容易把斗争策略同对“崩溃论”的希望联系在一起，“世界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其极端反映；建设时期，他们易于表现出更多的民粹主义，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纯粹的”共产主义，而尝试的结果经常是事与愿违。

无疑，争论双方都自认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指责对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伯恩施坦开始，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规律的分析，补充或“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结论，其中有一些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以列宁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实际上也在许多方面“修正”和补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其中也有不少被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一直在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理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经常如伯恩施坦曾经做过的那样，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结论“拉长”，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发生的一切问题在他们的著作里早已有了现成的答案，而不只是寓于具体结论中的那些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历次论战中的“语录战”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表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敢于“修正”“崩溃论”，但对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却加以全盘否定；东方共产党人敢于走“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的新道路，但却根本否定社会民主党根据20世纪西方的实际对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史或许已经证明，教条主义往往比所谓的“修正主义”有更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