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兴而又坚决地说：“好！出访回广东后，我将全力以赴投入这一工作。”

1988年，狂风巨浪般的抢购风潮，在给人们心头重重一锤之后，留给蛇年的是市场全面疲软，通货膨胀。

通胀是种复杂的“经济病”，但不可否认，法制秩序失控，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丛生，使市场的规则遭到破坏，是诸多因素中，最易为上至决策者下至平头百姓思考和议论的。

1989年4月，某舆论研究所进行了一项面向各阶层人员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物价问题、廉政建设问题是当时国人最为关心的两个热门话题。

尽管“文革”后重建的检察机关，在惩治经济犯罪工作方面亦有很大成绩，但彼时检察机关的实际情况，与繁重的惩治经济犯罪任务相比，愈来愈不适应。

《山东青年》（1989年第八期）的一篇文章，以“检察宫的呼告”为题，用一小部分篇幅，写了检察宫们面临的办案装备、经费等方面的困难，这里抄录如下：

“这个含泪的笑话绝非杜撰。”

“在深圳的一家饭店，一对珠光宝气的男女要了满桌菜肴，没吃几口却离席而去。邻桌几位正在啃烧饼，喝开水的大汉窃窃私语了片刻，就迅速转移到这张餐桌上来，把这丰盛的菜肴吞咽到最需要的部位。”

“这几位大汉是来自北方追捕逃犯的检察官。”

“由于经费不足，他们晚上住廉价的大通铺，白天就啃烧饼，喝开水。一位检察官追捕到逃犯后，把自己和逃犯铐在一起，火车上没有座位，他和逃犯站了几天几夜，火车到达目的地，他竟昏了过去……”

除了经费紧张，检察机关还困惑于体制。

长期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我们党内有些人轻视法律的思想还未能完全克服，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来自领导阶层的阻力和干扰，使得检察机关难以理直气壮地独立行使检察权。

缉捕罪犯、收集罪证、起获赃物，是反贪的三大难题。

为解决这三大难题，有力的机构、精干的人员、充足的经费和物质装备保障，必不可少——然而彼时，检察机关却无一项可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