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小平来说，他的思想、活动是紧密围绕毛泽东展开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继续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工作，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降低1959年工业指标。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时作了精炼的阐发，他指出：日用生活必需品是关系6亿人民的生活问题，比1800万吨钢还重要；要迅速从压迫我们的几个指标下解放出来，抓市场、抓农业。对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以下几点：

（1）农业主要是个劳力安排问题，今年劳力中浮肿病不少，一定要实行8小时劳动，最忙12小时，否则要出大乱子；

（2）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因此要调整企业管理秩序，恢复过去好的制度，工厂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3）降低指标要有决心，中央各部门忍得痛，地方也要忍得痛，要舍得，该压减的坚决压下来，坚决不搞；

（4）要强调全国一盘棋，让有条件的地方先上去；

（5）宣传要鼓干劲，但是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等等。当然，对于总的形势的分析，邓小平还是持两点论，既肯定主流方向，又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办法。因此，在落实完1959年钢铁指标后，他就针对松劲情绪指出：钢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全党全民泄气，不能说退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样因病没有出席随后的庐山会议，但这次会议对政局影响至巨，因而不能说它就对邓小平的行为思想没有影响。

1960年是一个明显的过渡阶段。由于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国际上中苏论战的加剧和展开，大跃进的一些“左”的政策在1960年上半年继续持续。这段时间，陈云主要是休息养病，并就评弹艺术发表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指导性意见。但随着困难局面的加剧和部分地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从下半年开始，经济调整问题逐渐成为中央领导层关注的头等大事，陈云也很快投入到这场艰巨的攻坚战中。从9月至年底，陈云就如何渡过经济灾荒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研工作。

通过调研，陈云初步形成如下几点思路。限于当时钢铁不能不少搞，公共食堂不能解散，城市职工不能大量退回农村的客观条件，这些思路有很大的临时救急性。

（1）用“瓜菜代”的临时紧急措施来代替粮食渡过当前的难关，首先解决吃的问题。

（2）进口粮食来应急。考虑到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用的是调剂粮食品种的名义，初步确定进口150万吨。

（3）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从次年夏收起平均提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