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动白话文运动向纵深发展

提及白话文运动，就不能不提湖南知识分子黎锦熙和黎锦晖兄弟的贡献。钱玄同曾经说过：民国六年，有两杆大旗举起来，一是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一是黎锦熙等主张小学改用国语教科书。早在1915年调任教育部教科书特邀编审员及文科部主任后不久，黎锦熙就撰文提出了白话文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就是提倡白话文，“国语统一”就是推广普通话。1916年，他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研究和解决白话文运动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从而将沉寂了几年的白话文运动从萌芽状态唤醒，进而摧枯拉朽，一路凯歌。1917年，他拟定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提出小学教科书应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他的提议，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公布了注音字母。随后，黎锦熙和黎锦晖等人在全国各地组建国语讲习所、国语专修学校、国语宣传队，宣传白话文，推进国语统一。1919年，在黎氏兄弟等一批新文化人士的强烈请求下，教育部决定：从1920年开始，全国中小学废除“读经”，教科书采用白话文，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文言文一统教科书的局面。与此相配套，黎氏兄弟还编写了一些中小学白话文教材。1921年，黎锦晖提交《呈请教育部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案》，建议“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黎氏兄弟还主张国语采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废除入声，用符号标调法取代过去的定位标调法。他们的这些远见卓识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普通话的形成和定型作出了杰出贡献。当时守旧派攻击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流”所说的话，虽有“文学”而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难登大雅之堂。黎锦熙积极应对挑战，悉心研究和讲授白话文文法，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这部著作系统地归纳了白话的规律和规则，使得守旧派的攻击终于破产，它也被学术界公认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奠基著作。1925年，黎锦熙与钱玄同一起创办了白话文运动的指导性刊物——《国语周刊》，将它作为向语言守旧派开火的“大炮”，刊载了大量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对于推动白话文运动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湖南零陵人李达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理论家之一。新文化运动时期，李达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19年，他就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本专著，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向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情况表明，李达紧随李大钊之后，在1919年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理论起点颇高。之后，李达参与了两次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一次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虎扑篮球：社会主义的论战，一次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李达均担当了论战主将的角色。通过这两次论战，李达捍卫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帮助一部分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达还创办和主编了《共产党》月刊。该刊不仅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而且也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交流思想、沟通情况、酝酿建党的重要纽带，其影响波及全国。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率先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道路的代表人物是湖南知识分子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主持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农村和工厂去讲演，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们还创办了专门供工人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刊物《劳动者》和《工人月刊》，并在北京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帮助当地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会)。

毛泽东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书刊销往省内各地。同时毛泽东等人还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发行苏俄丛刊、派人赴苏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经该会推介，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人远赴苏俄留学，拉开了我国赴俄留学运动的序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共有50多名党员，其中湖南籍的就占了近20名，这与毛泽东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湖南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当然不止上述这些，但这三个突出方面足以昭示，湖南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建树了不朽的功绩，是推动新文化运动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