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还走访了中组部原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对瞿独伊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不久，瞿独伊按廖承志的吩咐动手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为父亲平反。

为了能尽快为父亲平反，瞿独伊亲自动手收集瞿秋白被捕后的一些情况，她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负责关押瞿秋白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曾经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十分钦佩瞿秋白，当年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还为老师置办了酒席。他对瞿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瞿秋白问题复查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瞿秋白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瞿独伊也继续为父亲瞿秋白的平反而奔波，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她又向中宣部写报告，请求由中国文联、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一次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书记处很快就予以批准。

1980年6月17日，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著名作家茅盾刚刚做了眼睛手术，竟然也坐着轮椅赶来出席会议。为此，谭震林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只有瞿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李维汉也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唯独瞿秋白不搞。秋白同志‘八七’会议后接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瞿秋白犯盲动主义错误是认识问题，与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