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邹韬奋的迫害愈益加剧，邹韬奋的处境极为危险。2月10日，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了邹韬奋夫妇。他提出，为保存进步文化界的力量，要逐步把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邹韬奋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也感到很兴奋，因为又有新的文化阵地在等待着他去开辟。

在重庆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频繁接触，邹韬奋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不止一次地对夫人沈粹缜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

三

1941年2月2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前夕，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的邹韬奋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

在香港朋友举行的便宴上，邹韬奋庄严声明：“我们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刊物继续战斗而来的！”在香港，邹韬奋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工作，并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

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包括邹韬奋在内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处境极其危险。为抢救这批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中共中央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人保护和抢救出来。

1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帮助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撤离的方向及具体办法，特别提出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离港。鉴于国民党特务对邹韬奋、柳亚子等缉捕甚紧，周恩来于1942年2月电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强调对他们的接待要“指定专人负责”，“以免暴露”。3月17日，周恩来又电示南委书记方方、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邹韬奋夫妇及子女可暂时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韬奋本人经苏北转华北。”4月9日，夏衍向周恩来汇报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香港的情况，周恩来急切地询问邹韬奋、柳亚子、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状况。当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已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一定让邹韬奋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乡下。

这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反动当局又派人到广东打探邹韬奋的踪迹，他的处境十分危险。邹韬奋的朋友专程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他的情况。周恩来于是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

邹韬奋得知在重庆的周恩来一直很挂念着他的安全时，心里很激动，他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9月下旬，邹韬奋离开梅县，经上海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在苏北抗日根据地，邹韬奋亲眼看到我党领导的敌后军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深受感动。他在会见新华社记者时说：“到根据地来是我平生最兴奋的事情。在这里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踏实而充分地照顾各阶级的利益，使全根据地的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根据地内人民普遍参加政治生活，热烈拥护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后来，他在一份口授的遗嘱中写道：“此次在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更使我看到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他表示还要到延安去。但不幸的是，这时他已患了癌症，由于病情不断加剧而不得不化名去上海治疗。临行时，他对好友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真正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没有正确的政策和具体细致的工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真希望病快些好，好了立刻就回来。”然而，邹韬奋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病痛的折磨常常使他不能自己。但在难忍的病痛中，“周恩来”的名字一直在他心中常驻。他对友人说：“我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的指示下进行的。”他为追随共产党多年而感到幸福和自豪。临终前，他又一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多年追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甘之如饴”。死后“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