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房间12平方米左右，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只衣柜、一张单人沙发、一张躺椅。江南的住房一般没有暖气设备，这里也不例外。工作人员向上级反映要给他换好一点的房子，他却说，不用了，这样的生活踏实些，我比普通的居民已优越得多了。组织规定要保证他的用车，但他从不多用，外出常步行，有时甚至还乘公共汽车。即使用小车外出，也从不让小孩搭车享受。父亲刚到无锡时，理发是在饭店，后来为了减少用车，他决定在附近街上的理发店理发。警卫员考虑他年龄大、身体条件差，理发排队时间长受不了，便事先到理发店给他联系了一个技术较好的师傅，让他待父亲一到就理。但一次下来，就被父亲发现了，问警卫员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情况后，严肃地说，我也是普通一员嘛！我不能搞特殊化，人家排队，我们也应排队。从此以后，他和其他顾客一样排队，毫不例外。

为了治疗需要，无锡市委领导指示医疗组在医疗方面要尽力尽责。医疗组深感无锡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比北京、上海等地差。因此，一方面提出要添置些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进口一些药品，另一方面常请外地的专科医生前来会诊。但父亲得知后却表示，不要为他搞特殊，只要服用最普通、最常用的药品就可以了；无锡的医师水平亦很高，不必过多麻烦外地医生。当请外地医生来给他会诊时，他坚持不要公家多花招待费用，而由他来承担。每次换用新药时，他总是问医务人员，这药贵不贵？中医处方上开了点人参，他如数交款。有些常用药物，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还专门叫上海的亲属买了寄来或带来。就是一只常放针药的小冰箱也是他自己买的。冬天来临，警卫员为他装了一只取暖炉，到医院领了一副刀闸开关。他知道以后，第二天就叫人原样买了一副送还给了医院。

1975年11月2日，父亲病情严重，被送进医院抢救，并请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医生会诊。此后又多次会诊。但父亲却说，只要诊断明确了，治疗都是一样的，今后不要那样兴师动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把医疗队撤掉。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做，对不起党和国家。他在病痛面前从不流露悲观情绪，对医疗不讲任何条件，从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

1976年4月，父亲连续几次发病，十分危险。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对母亲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有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的党费。”为此，他还和母亲写了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的党费。

张　刘　1976年4月

后来，根据父亲生前的遗嘱，母亲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母亲也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

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钱和物质的遗产，但我明白这是父亲为弥补他被“四人帮”剥夺工作权利后，未能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最后一份心意。父亲坚强的党性，对真理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为党为人民奉献的精神，催我奋进。这是敬爱的爸爸留给我们张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