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明与现代性

纳瑟：我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界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中国学界在19—20世纪时便接受了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世俗化的人的理性”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学术研究当中，这也是中国传统世俗化的一个开始；在印度学界，19世纪，只有少数一些学者，接受了文艺复兴的理念和启蒙运动的思想；但在伊斯兰世界，18—19世纪，主流学界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一些学者支持这种世俗化思维方式。但这也从来不是一种中坚力量。

我想指明并让大家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直到启蒙思想传入时，中国和伊斯兰社会都是有着极大相似性的。如对道德观的尊崇，相信世界万物有自然规律，人的行为也有宇宙的力量，还有对长者的尊敬，对家庭负责，以及遵守法律。另外，中国和穆斯林民族一样，是一个崇尚中庸的民族。他们行事温和，避免极端。

杜维明：一位名叫彼特·博格的学者曾提到过对于西方挑战或者说启蒙思潮挑战四种不同的反应类型。首先是激烈的反对，反对者说，这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太不一样了，我们不要在还未批判性地理解其长远的含义之前就接受它——这是在伊斯兰世界里。然后我们看到另一种态度，那是几乎“全盘西化”：让西方的东西进来，这是引领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以抛弃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代价。比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激发了各种积极有力的思想，但“反传统”也是“五四”遗留下来的重要特征。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反应类型，是让西方的东西与一些传统观念共存，有时不是出于自愿的。当然，另一种方式是让这二者融合，我们还未看到一种很好的融合。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想将传统文化和西方所谓的现代性融合起来。

在17、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和后来的20世纪前半叶，西方的思想，这种不可思议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培育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等。目前的重大问题是，这种思想方法是否能帮助人文主义进入21世纪？我们都知道这是很有问题的。从19世纪中期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变得激进，很多人认为只有革命精神才能最终将中国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救出来，必须向西方学习，摒弃我们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也在盛行。于是，两种非常强大的意见共存了，一种是反传统主义，另一种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二者间有明显的矛盾，这矛盾存在于对难以消化的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向西方学习以自强的意识。所以，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对中国传统的剧烈抨击共存了一段时间，非常矛盾，很难和解。

我对于启蒙思潮的批判是，尽管其主张的一些价值观表面上很积极，如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和个体尊严、理性，在20、21世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但它的过程有两项重要缺失：一是启蒙运动为了批判基督教而走向批判人类的精神领域，因此那种超越人类世界的限制、想要走得更高、追求精神世界的诉求也被拒斥了，这使它成为世俗的人文主义；另一个更严重的缺失是，启蒙运动里缺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评判。从培根时代开始，世人就认为，知识即力量，力量既包括对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自然的控制，这就使得自然成为受人利用的客体。这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