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外乎于以上四种。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控制手段的发展却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特殊性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周建立之初，其统治者面临来自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重威胁。对此，周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两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创举性对策。第一，为了与商朝遗民达成和解，周的统治者声称他们推翻商朝的举动具有正义性：商王因其暴虐的统治而丧失了天命，周则是天命的合法继承者。“天命观”在其出现时有着强烈的宣传性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后世所标称为儒家的学者将天命思想加以系统化，此后，该思想体系逐渐被神圣化并最终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王朝合法性的基础论述。但是，“天命观” 的背后却暗含着“造反有理”的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带有这一观念的胎记。第二，接受了商王朝一日而亡的教训，西周的统治者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帝国形态；他们不再在占领土地上树立自己的傀儡，而是派遣王室成员到各战略要地建立邦国，并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对各邦国诸侯进行控制。西周统治者的这一创造性的手法不但加强了其对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化了血缘关系在中国政治中持续的重要性，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西汉时，经汉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学”上升为政治显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儒法国家”，即一个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在这一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这一政治体制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从政入仕的机会。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学的产生给予了帝国的精英统一的文化和认同感，弥补了帝国控制能力的不足，这就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也有着同质性的文化。但是，罗马的同质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罗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兴起后受到了挑战。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极其简单，容易在平民中传播，生命力很强。罗马帝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加以镇压和扑灭。同时，罗马帝国也很难将基督教树立为像儒学一样的帝国政治学说。这是因为基督教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损帝国权威的树立。同时，基督教还强调“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或者说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个超越罗马帝国的认同感，减弱了人们对帝国的情感。基督教力量的壮大不但促进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且还为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达成统一加大了难度。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教廷一方面需要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国家力量变得太强大，从而侵蚀教会利益，欧洲就这样在国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竞争中四分五裂，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罗马时代大一统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