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历史也不允许我们回到专制政治。我们只有在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制度框架下，更好地发展民主，完善民主体制机制。

为民主定向以后，更重要的是对民主的定位。民主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成熟的西方民主大多是多元社会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并不断妥协的结果。而这又与西方商业社会相互竞争而又相互包容的商人伦理相关。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长期为分散的农民社会，政治上呈暴政与暴民交替的循环，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缺乏民主的传统。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首要任务是集中统一和政治整合，其依靠力量则是强大的政治领导、组织和动员力量——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又在于在经济上改善民生，在政治上发展民主。只是这种民主有自己的特色。我将其概括为“治理型民主”，即政治主导者基于有效治理的需要而赋予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完善民主体制和机制。发展民主的方式、程度、范围、步骤等都服从和服务于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如果在发展民主中，其内在缺陷不能实现和保障有效治理，甚至造成治理无能、无效，甚至失败，那么这种民主则需要修补。如当今的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问题，便是民主运行过程中其内在缺陷导致的，需要通过相应制度建设加以克服。同时，民主体制机制的建立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在发展民主过程中，民主社会的培育对于民主政治的运行也许更为重要。同样是新兴国家和地区，有的地方的街头政治表达激烈而无序，演变为暴乱，导致军人政变，维持秩序。有的地方街头政治激烈而有序，有张有弛，推动着政治发展。其原因就是民主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只有在一个日常生活也能够学会按民主规则办事，理性地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才能使人们能够在广泛的政治参与中维持着基本的政治秩序，从而打破治乱交替循环的“亚洲政治魔咒”。从这个角度看，我国首先从基层开始，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着手，围绕改善民生发展民主，通过扩大有序参与促进有效治理的民主发展道路，对于培育民主社会有基础性作用，是一条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并不断与时俱进的政治发展道路。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实现一个美好的目标总会有众多挫折。我们只有在挫折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继续奋进，切不可稍有挫折便转换方向，那只会进一步陷入思想的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