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代理问题的直接民主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显示过优越性，最典型的要数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古雅典每天举行人民大会，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城邦的所有重要决定都在此做出。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主政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制也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到训练的特殊阶层所拥有。”因而，公社“是人民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然而，受现实条件的制约，直接民主制往往不可能广泛推行。乔？萨托利指出：“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相应的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一方面，近现代国家领土面积辽阔，人口多者达十多亿，少者也有上千万或者几百万，远远超过古代城邦的水平，采用直接民主制在操作上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社会事务管理是一门非常复杂、精深的学问，需要由具备专门技能的知识精英和管理专家进行处理，而不是旷日持久的民众聚会所能解决。因此，代议制理论在十七世纪开始发展起来。即使是极力反对代议制的卢梭，也不得不承认：“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

所以，在现实中，代议民主制就成了必然选择。正如罗伯特？达尔指出：“没有代议制度，民众有效参与大规模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代议思想的根源是不民主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当民治政府的拥护者认识到代议可以同整个国家大规模民主过程相联结起来时，他们把这个惊人的新结合看成是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创造之一。”列宁也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在代议制政体中，作为国家主人的全体人民具体化为一个个选民，他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投票，决定重大事项，产生政府官员，并由政府官员代表自己管理国家事务。通过内在的委托—代理机制，代议民主制相对地集中民意，缩小公民直接参与的幅度，增加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从而被广泛地采用，成为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