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一种哲学思潮。有的学者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指出：“从研究领域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注意焦点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了哲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二

1983年，安德森在《追寻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认为：“实际结果并非完全吻合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的结论。” （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连同其认识论方面或美学方面之阴沉的或奥秘的色彩--实际上已近终结；取而代之，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出现，以其神奇的速度和充分的自信心，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那些它的前辈所忽视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的制度问题”。（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1979年，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转向了经济学，“这即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有所发展，也是由于人们对世界不平等问题和发展问题的严重关切”。（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说”肯定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地位。但是，“转向说”没有充分肯定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与理论上的应有的重要地位，并不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赫伯特o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学术界的发展历史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作为美国学术界的潜流已经存在了至少一个世纪。”（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熊彼特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激烈的论战中间，或多或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发掘出一些新东西的作家，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 （《经济分析史》）在熊彼特看来，到20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鲍尔、库诺、格罗斯曼、希法亭、卢森堡和施特尔伯格。

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哲学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转变。有的学者根据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区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主题上存在重大差异，而且在研究领域上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后者主要限于哲学领域，前者则突破了哲学的局限，扩展到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段忠桥：《转向英美 超越哲学 关注“正统”--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