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21世纪以前的10年，国际社会关注更多的是传统意义上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而且西方阵营所期待的历史终结并没有出现；进入21世纪的10年，风险和危机下的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合作主义”成为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此外，就全球化的内涵而言，前10年全球化的核心就是西方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参与其中；后10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各行为体共同参与这一进程，国家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异同并不影响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就力量对比而言，前10年，美国等西方国家除拥有强大的国力外，他们的战略意图也非常明确，即改造非西方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转型国家”十分迷茫，甚至不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身份迷茫”的时期，后10年是“找回身份”的时期。就中国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重心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前10年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后10年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反映出中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战略位序在不断提升，也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务实策略调整，同时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模式进入新的历史周期。

安全观念发生重要变化

马小军：“9·11”事件的发生，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变迁的历史坐标，导致了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冷战后前10年出现的“一超独大”格局，被“9·11”恐怖袭击打破。全球反恐战略局面的出现表明，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必须面对新世纪的新挑战，这种挑战是以权力悖论的面目出现的，即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强大的超级霸权，却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处理全球乃至地区事务，而不得不依赖其他相对弱势的国际力量的支持。正是因为反恐战争使美国的战略力量配置不足，所以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如伊核和朝核问题上有赖于中国的战略支持。此外，“9·11”事件也充分表达了一些国际力量对一超格局的不满和挑战。在即将过去的10年中间，国际社会深深地感受到，尽管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极端不对称，但并未使挑战方轻易地退出博弈格局，反而使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长期对抗，使这种挑战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