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传统安全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冲突，冲突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亚太地区，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是大国干预。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例如，“北极冷战”告诉我们环境保护与能源争夺之间存在两难困境。一方面，传统安全理论强调资源稀缺性能够改变或影响一个国家的偏好，因此能源争夺仍然是国际冲突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或环境问题需要各国摈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必须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大局。但是2007年至今，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丹麦、挪威等所谓的“绿色国家”，一方面呼吁各国要以保护环境为重，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北冰洋的争夺。他们很清楚，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会恶化本已脆弱的北极环境，但是在能源、战略通道、渔业资源面前，他们最终选择“非冲突安全”让位于“传统安全”，由此科考勘探、军事演习等大规模人类活动频繁在北极上演。因此，中国不能放松对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国际社会也应当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对国际制度影响力显现

马小军：冷战结束后，冷战时期建立的一些国际制度在崩解与松动。当然，最大的制度破解是苏联主导的东方体系荡然无存。耐人寻思的是，新的国际制度并未能在最初的10年中成形。七国集团衍变为八国集团，一度在制度层面垄断了全球重要的议程安排，但并没有能形成新的国际制度基础，也没有能力解决这复杂变化的国际社会诸多重大问题，凸显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在后冷战初期的力不从心。就功能而言，这一时期的国际组织主体，着重于发挥经济功能，经济上的“溢出”效益理论方兴未艾，欧盟、东盟、非盟等地区组织无不体现强烈的经济化色彩。就效率而言，八国集团虽然缺乏全球代表性，但却表现了较高的行政效率。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认为，以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先不论其前景如何，其最重要的障碍就是效率问题。二十国集团在启动之始，即表现出了缺乏共治的效率，既难于达成政治共识，也缺乏具体的行政机制。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和评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现实国际政治中，西方国家仍然是构建国际制度的主导。例如，仅就程序而言，每次八国峰会之后，才是“8+4”或“8+5”峰会，而八国峰会也是先于二十国峰会召开；就会议内容而言，八国会议的关注重心往往就是二十国集团的讨论重点。因此，国际制度建设的主导者仍然是富国，而国际制度构建的进步也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