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官兵以及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数也是农民。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5]（P366）再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6]（P366）

古田会议是三湾改编和遵义会议之间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的历史功绩是让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得到了党和红军一次至关重要的实践认可，进一步确立了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个贯穿始终、事关胜败的根本原则。

为防止党和军队变成“农民党”和“流寇”，丧失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加以纠正上述错误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原则就是实行“家长制”等。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准备用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来解决争论的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7]（P368）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也在未经中央指示改组的情况下被“选”掉了，只能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前往上海，参加军事会议，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这一时期，红四军在“政策上出现很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上皆松懈”。[8]（P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