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是在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经验上的总结和理论思考的升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中国革命承上启下关键的中间一环。古田会议确立的这些原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

没有古田会议决议及建立在古田会议上统一认识的基础，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肯定和对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统治的否定和结束，党就不可能解决如何指导军队继续打胜仗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在党和红军面临危急的关头召开的。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于是，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及古田会议时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正确作战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