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今天改革真正进入了最艰难的攻坚阶段。因为30多年改革主要是放开了许多不该管的东西：把本不该管在生产队里的农民放到了一家一户，把本不该管的价格放给了企业，把本不该限制的外资放进了中国，把本不该禁止的投资放入了股票市场。但是与此同时该彻底改革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改或者没有改到位。例如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内需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些行业的过度垄断，导致竞争的不平等，事实上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也加重了居民生活成本；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上，如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之间的复杂纠结，导致本来就人口众多、土地紧缺的许多城市房地产价格畸形上涨，不仅大大加重了居民负担，而且也在为将来经济发展积累不利因素；在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上，还存在许多缺位、错位、越位问题，例如地方政府过度地热衷上项目，办事审批环节过多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扩大，以及土地管理、城市管理、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这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但需要系统的思维和清晰的战略，而且必须真正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狭隘限制，实现经济社会整体的优化。否则，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很难充分做到的。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矛盾是混合型的，而且处于胶着状态，有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尽管办法当时是有效的，但是可能会引起新的问题，例如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某些方式可能会加剧经济结构不平衡等等。我们这样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很容易交织到一起，因此既要重视传统的经济问题如结构失衡、商品过剩、通货膨胀，又要重视虚拟经济导致的过度泡沫等新问题，防止将来新旧经济危机因素的双重积聚。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理性和处理问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