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也以相当的篇幅，直言不讳地写了张申府种种弱点毛病，甚至在我们平常人看来并不光彩的一面。

比如，她写了他“自我吹嘘和历史考证的混淆。”“修改历史纪录以突出他自己和他经手组织的巴黎中共小组的重要性。”

比如，她写他只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五四运动若即若离，“当其他的政治行动派为革命舍身的时候，这些怀疑使张三心二意，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比如，她写他的“自夸”，说他的学术成就过于博杂，杂而不纯，“没有一部正式的著作……甚至生命的尽头，他和1918年的自己可称无甚差别，依然故我，仍是杂志的作者和读者。”

比如，她写了他批判胡风，“像1948―1949年张的爱人和朋友公开表示要‘严惩叛徒张申府’，现在张又被迫用同样的字眼给诗人胡风套上罪名。”他自己曾经也被体无完肤的抨击过，当然懂得这个罪名的分量和滋味，“但现在却要用同样的标签抹黑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再比如，她不止一处批评他的风流，并以整整一章（全书共六章）的篇幅，写他在罗素性解放的影响下和几个女人的关系。这一章的题目叫做“浪子和解放主义者”，明显的批判色彩，在写了他和两任妻子的关系之后，她着重写了他和刘清扬、董桂生和孙荪荃三个女人的爱恨情仇。张申府标榜自己“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他认为女朋友这概念来自西方，五四之前没有，五四给了他自由去找女朋友，“可以说我是五四时期才成为了男人。”而她则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对爱情特别对孙荪荃的言行不一的背叛，“外表上尊重女权的人，内里原来抱残守缺。”

很难在我们的传记类的作品中看到这样不留情面的书写。我们更愿意为贤者讳，愿意表扬和自我表扬，愿意在个人恩怨之间相互指责攻讦，愿意在人造泳池中去扬帆破浪，这便当然和真相拉开了距离，有意无意之间把书写的对象特别是如张申府这样的大人物，书写成哈哈镜里的镜像，或戏台上披戴装扮过的角色。舒衡哲认为信史的书写是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和受访者一起解谜的过程。她说：“作为一个历史过来人，在公开和私下的回忆里，张戴上不同而且经常互不协调的面具，这就越发使得他的谜解不开。”她还说：“一个幸存者，基于需要，必定是一个双面人（甚或是多面人）。”舒衡哲的这些经验之谈，对于我们今天颇热的各类传记类的写作和阅读，是一个有益的路标。

想起放翁有诗云：史书弄笔后来事，绣鞍宝带聊儿戏。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舒衡哲说过这样的话：面对张申府，作为历史学家的她不能视为儿戏，那些真实的事情，像河里的尖石块一样，每一次走进就会刺她一下。在我们这里，却常常把它们当成儿戏，而且是要把它们“绣鞍宝带”装扮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