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颇。在改革的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要努力深化以民主法治为重点，以善政和善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改革，在民主治理和政府创新方面，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改革的社会政治成本将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的民主治理。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模式如何处理好“自主性”和“普适性”的关系呢？

全球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化战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关系，国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体现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种把全球化仅仅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过程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缺乏对全球化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认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有害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