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鉴于1970年庐山会议上天才论问题对全党的不良影响，毛泽东号召全党学点哲学。依据这个指示，受国务院系统委托，由先生主持，编一本简明的中国哲学史。就在编写过程中，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国哲学的历史被说成儒家和法家两家斗争的历史。1973年7月，贯彻儒法斗争线索撰写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出版。10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出版，却只字未提儒法斗争。12月，《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有的哲学史不讲政治思想，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是“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表现”。当时由党刊发表这样的言论，将要出现什么样的风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都会知道。然而，先生虽然“担惊受怕”，但没有修改自己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不会为迎合一时的某些需要而牺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因为他坚信自己对于哲学历史的理解是正确的。

先生最为学界所瞩目的成果，还有“儒教是教说”的创立。自从1978年提出这个论断以来，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公开著文赞成这个论断的，大陆学界只有四个人。批评的声音，则来自四面八方。不论是学界以内还是学界以外，提起先生这个论断，不少人下意识的认为不过是个笑料。然而先生没有因为少人支持而修改自己的主张。他深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成为一个无宗教国。提出并且坚持这个论断，不仅因为先生有着深厚的宗教学修养，更表明先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这些年来，学界赞成“儒教是教说”的，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它被整个学术界所接受，只是早晚的事情。

《中庸》指出，“诚则明”，说的是真诚的态度有助于正确的认识事物；“明则诚”，说的是正确的认识有助于坚持获得的真理。既诚又明，就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