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能够使一个系统自我修正”，当这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拒绝反馈时，一方面使传播主体---党本身失去了自我调整的机会与可能，反复地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也使受传者丧失了积极地介入传播过程的主动性，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基于实践的真理体系丧失了自我完善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手段滞后——传播效果受限

“大众传播理论之大部分（或许甚至是绝大部分）研究的是效果问题”。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很多，但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应用绝对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方法是过河的桥。”

无论处在革命的哪个阶段，我们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中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首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了解和掌握，也就是要通过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切实转变为人民真正的武器。但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敌占区，马克思主义作为“歪理邪说”，不但理论上受到种种非难与指责，现实中的传播还受到专政机器的严厉打击，秘密工作下的传播效果可想而知；在根据地，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据有统治地位，但囿于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及物质技术条件的落后性，那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手段上仍十分滞后，所依凭的仍绝大多数是原始的口耳相传和抽象的标语口号，不但媒介的“放大”作用无从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被“裁剪”得支离破碎。众所周知，传播手段的现代性决定了传播效果的绩效性，而在这种传播模式里，因为缺乏电台和报纸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撑，不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临着受众面的制约，而且也因传播链条的拉长而使党的政策、主张面临着信息传递过程的衰减和变异的可能，同时传播个体的差异也使编、译、释码的过程中因信息的不完整而易导致种种理解上的偏差。

（四）范式转换未完成——接收障碍

跨文化传播学认为，当某种文化形式穿越时间和空间而移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这些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与环境必然产生互动、彼此影响，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并进而改变当地的文化环境。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就是要完成范式的转换，把马克思主义由西方话语体系转换为中国话语体系。不完成这种转换，马克思主义就将始终被作为外来文化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下意识抗拒，因为“开始，上帝就给了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这支被定型的陶杯使每一个民族都有稳定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嵌入了基本相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潜意识会决定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制。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这种信息在中国的传播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接受障碍，一种是潜意识的文化抗拒，一种是现实中的译、释码困难，因为根据语言相对性理论，“人类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当中；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生活中社会行为的世界；而是受制于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