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播主体对源信息的认识深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前提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是理所当然的传播主体，经由这一主体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方才最终到达广大人民群众。因而其对其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信源本身认识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命运。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一部分革命先驱依据实践及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就相继在不同层面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思路。同时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一定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必须相结合也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自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后，就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试图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及时提出了与城市中心论相反的“上山”论，迈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1930年，在深刻总结教条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光辉著作，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样就把中国的革命路线提高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事实上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从而使他得以站在全党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问题加以完整的思考与总结，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使其的认识更为系统而全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自我优化的自然之花。

（三）外部控制减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在现代传播学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把关人”，指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把关人”---那就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就传播角度而言，作为当时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把关人”，苏联及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牢牢控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戴上了沉重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