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投资支出大量增加，但此次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灾后重建等方面，都是需要政府投资的领域，加之对项目的审计检查比较严格，因此政府投资带来的失误和损失总体较小。政府投资对重化工业生产的拉动，只要此后有市场推动的房地产、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投资接替下来，就不会导致重化工业产能不合理扩张。

综合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明显的负面效果。

第二，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人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改变，包含着巨大的收入增长潜力和消费增长潜力。城市建设还包含着巨大的投资增长潜力。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市场需求、生产、生活环境方面的支持，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各类产品供给和就业方面的支持，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为条件，相互推动、相互依存。

２００３年以来，由于出口持续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工业化的一部分条件依靠出口增长解决。基于防过热的目标，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控制，例如通过控制土地、信贷闸门控制投资，以及防止房地产过快升温等。城市政府在稳定新进入城市的居民方面，工作不够积极主动。

以上因素造成了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格局，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在工业比重持续较快提高时，城市化率年均提高１．０３个百分点，较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降低０．４个百分点，而且城市人口中非户籍人口达到３０％左右。这一状况限制了消费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限制了城市建设投资增长；限制了农村生活占地释放，进而限制了城市建设土地供给，限制了城市住房供给；限制了城市劳动力充分供给。在出口增长减慢而且将持续较长时间的格局下，必须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弥补出口增长减慢的影响，带动工业化加快推进。这将是未来支持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

第三，调整过剩产能的关键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机制调节属于事后调节，存在一定的过剩产能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经济结束长期短缺，从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以后，一定的产能过剩成为常态，这也给企业以压力、动力，促使企业不敢有丝毫懈怠，产业素质和服务水平因此不断提高。２００３年以后我国经济由于结构剧烈变化形成了一定的过剩产能，经济回调使其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