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场经济是西方世界起源并发展完善起来的，市场经济强调要通过私人财产权利的明晰来推动经济发展，其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和“活动匿名性”恰是在分离思维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分散思维和“麦秸式”的人际关系格局让股东与经理人通过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来解决“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包容辩证思维方式下，经理人会将股东在默认的产权转让和模糊的过程中与其建立起来的微妙关系视为股东对经理人的一种“信任”，从而在企业中找到“归属感”。这种情况下，在人际关系“差序格局”划分的结构中，经理人会将股东视为与其归属同一格局的“圈内人”，“圈内人”的身份认同会让经理人将自己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看成是一个整体。因此，在独立产权思想下的“产权缺失”现象，在包容式思维下却可以转化为缓冲文化与制度摩擦的“润滑剂”。

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经理人报酬契约差异可用需求实现途径来理解。人们进行社会经济活动追求的最终目的可以看作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从效益追求的类型看，经理人的效益追求可简化为经济效益追求和社会效益追求。经济效益指能够满足经理人的各种物质保障需求，比如经济收入、汽车、住房等；社会效益指满足经理人的各种精神欲望，比如受到尊重、掌握权力和获得成就感等。经济效益追求和社会效益追求之间并非界限明确的互相排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社会效益需求是建立在经济效益追求的基础上的，当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益时，可以降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但当社会效益追求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会通过对经济效益追求的努力程度来最终实现社会效益的追求，经济效益的追求是实现社会效益追求的工具和手段。

当我们把这种嵌入社会属性的效益追求带入经理人报酬契约关系产权分析时，就会发现经理人的效益追求对不同产权结构下报酬契约差异形成的推动作用。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下来一种重“官”轻“商”的观念，“官”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精神满足感是无法用物质财富代替的，而领导者通过较长的“权力距离”在下属和社会公众中树立起来的“威严”，使他的社会效益追求得到极大满足。在所有权归属国有的国企中，行政级别划分带来的“权力距离”和与国家权力紧密相

连的“官”的身份带来的社会效益满足，使经理人对物质满足的需求不是那么强烈，简单化的物质财富保证和复杂的社会身份体系保障成为国企经理人报酬契约的基本构成形式，这都和中国几千年沉积下来的等级观念趋同一致。而在民营企业中，强调独立平等的经济体制会改变员工进行归类的特征，能力和贡献成为员工归类的重要特征，而报酬契约的差异则成为其外在表现。其先天性的“社会效益”缺陷，使得经理人的效益追求只能首先通过对物质财富的过渡性追求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民营企业要有更加多样化的物质财富才能吸引经理人。物质需求多样化在市场经济供需平衡下会产生多样化供给，那就是民营企业经理人报酬契约的多样化。因此，在关系产权联系的双方相互作用下，经理人报酬契约为了适应不同产权结构而形成了各自独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