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回答“我们是怎样陷入危机困境的”时，驳斥了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自由调节能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他说：“我们从大萧条（指30年代大危机——引者注）中吸取的教训是，市场不会自我调节。……今天，甚至连总统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设法维持经济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必要性。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耍了个花招，推广这种理念，即一旦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市场总会有效地分配资源。按照他们的观点，最好的管理，就是根本不要什么管理。”那么是否真的不需在微观上进行管理就能使社会宏观经济正常运转呢？斯氏指出，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微观经济大规模失败之中。” 即由于放弃了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使得它们在履行分配储蓄和管理风险这两项关键任务方面“都失败了”，具体表现在有“数千亿美元都分配给了超出美国人支付能力的住房贷款。不是去管理风险，金融市场却创造了更多的风险。我们的金融体系在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上的失败，其破坏性程度堪比大萧条时期各种宏观经济的失败。” （《金融风暴启示录》，第25、26页）

对于自由金融市场在分配储蓄（资本）和管理风险两方面失败的情景，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联储的流动资产（可以低息贷出的金钱）和松缓的规定导致了房产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基于超额估价的资产而做出的融资过度的贷款就成为坏账。而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金融工具的新“发明”，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把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让这次的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 这就是说，近些年来在不受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大潮下，那些创新“发明”出来的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实际不但不能规避风险，而恰恰是相反地把系统化金融风险隐藏更深，更不透明，以致使当前的金融危机变得比过去金融危机更为戏剧化，更为出人意料的严重。

为了说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风险，斯氏差不多在此同时发表的《命运的逆转》一文中还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以来几次金融危机的历史事实中予以说明：首先是智利在70年代皮诺切特总统上台以后“受到教条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这种试验结果以灾难告终。……智利现在仍然在偿还因为其不幸而产生的债务。随着1987年（记得黑色星期五，当时股市暴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1989年（储蓄和贷款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2001—2002年（安然和世通的垮台）大量问题的出现，人们可能认为，对于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将会产生更多的怀疑态度。” 果然，在2002年安然事件曝光之后不多几年，接着就爆发了当前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这一连串频发的金融事件，都是与金融自由化，“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分不开，或者说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