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8年的春天，嗡嗡颤颤的蜂鸣回响在成都郊外的油菜田里，此时，黄仁宇正同他中央军校的同学们一起在操练立正或稍息，多年以后他还记起这个场景，它让人忘掉一切，只感念时间的永恒。此时“大历史”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公元1997年8月27日的傍晚，我坐在南京东郊麒麟门山脚下一排平房的空地上，正欲读一本书。若有所思之间，过去无法收拢合口的串串片段突然汇成一线。当时我在山脚下的一所职业中学任教。开学在即，校园荒芜了一个夏季。后山上的草繁盛茂密，将往日所见的裸石坡面完全遮住了。山脚下、宿舍前是繁忙而扰人的宁杭公路。离此不远，还有一条黄金陆道——沪宁高速公路，刚刚通车。好像所有往东南去的通道都在这儿汇集并在此突破，朝向一个更加开放和渺远的空间。这个场景是那样地熟悉。

“那是在1764年10月15日，罗马，我坐在坎皮托的废墟间沉思，当赤足的修道士在朱庇特主神大殿内晚祷时，我开始有了想写这个城市衰亡之念。”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坐在古罗马城的遗址间，听着修道士的晚祷，突然有些感念这个曾经繁华竞逐的大帝国的过去；我坐在围墙外南来北往的轰隆隆的车声和墙内迹近荒园的静滞中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往和人类的过去，准备写二者的合体——历史的身外——大历史退去，个人尤在幕前。

显然，历史的身外一贯如此。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也曾就此追问：“为何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物理学家？”并非历史学家有究底癖，他在追问他的历史观，因为他从小接触的是希腊—罗马古典世界。这个世界的盛衰荣辱、沧海桑田在他的不断追问中化为一个单位文明，从生到死。也许只有他才能勾兑好这些单位文明与他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