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研究晋商的专家，只是因为写晋商题材的小说，从1986年开始，即搜罗一切与晋商有关的史料、史迹以及民间相传的故事，及今已20多年。这期间创作、出版过几部反映晋商历史的长篇小说，如《真迹》、《白银谷》、《茶道青红》等。所以，自以为对晋商历史还算是熟知的。但读过曹培红所著的这本《忠义的资本》，却深感自己疏漏了晋商历史中多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本书重点论述的晋商有关“会馆”的制度建设。在我所涉猎到的有关晋商研究的学术论著中，对晋商会馆制度的研究，也同样被遗漏了。

曹培红的这部著作向我们表明，晋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之际的中国第一商帮，它的会馆制度是不能或缺的。

我一向以为，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商帮，是因为它具有制度创新的大智慧，而不是仅仅靠个人的商业奇才、商战中的机巧智谋之类。晋商的成功，即在它既能做大，更能做久，一代创业，代代承传，百年不衰。也就是说，晋商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创建了一套“可大而又可久”的“良法”，靠制度创新，而不是靠个人智慧，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的大课题。比如说，它的“伙东制”的创建，即今所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很有效地解决了家族企业的承传难题，靠选择贤能的经理层，弥补子孙不肖。这一制度，即使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也不落后。再比如，它的股份制的创建，特别是其中“身股制”的独创，在经理层中建立了很好的激励机制，留住了最优秀的人才。这些都是被近年屡屡论及的。而本书所论及的会馆制度，亦当是晋商之所以能做大做久的一大“良法”。可惜过去论述不多，今曹先生弥补此缺失，甚为可贵。

首先，晋商借助在遍布全国的山西会馆中，祭拜关帝，不着痕迹地将商业诚信信仰化了。商业诚信，并不是晋商所独有，也并不是因山西人善良、厚道，才经商诚信。不良的山西商人也有的是，只是行之不远，早已倒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后人所知罢了。我以为诚信不过是商业成熟的一种标志，因为诚信是商家最能获利，最能获厚利的资本。这是那些做大做久的商家，才能取到的商道真经。晋商也好，当今的那些国际大品牌也好，莫不视诚信如生命。晋商在自己的会馆，借助供奉关帝，将诚信上升为忠义，其实也就是在守护自己的立身之本。诚信本应该是商家的自律，晋商就这样通过会馆制度，将其变成了一种“神律”，虽有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语境中，为保晋商的长盛不衰，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别的良法所不能比拟。马克斯韦伯将清教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相联系，而犹太商人也与它的宗教信仰不可分。晋商的忠义信仰，其内核也还是儒教精神，是它深层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