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监狱史就是一部法治史。

监狱史中常常会提到清末中国狱制落后，为国际社会所诟病的问题，以至于成为列强刑事豁免权的“理由”。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不堪回首。当时的法部曾经这样向皇帝禀告：“中国监狱相沿日久，其地势湫隘，则疫疠易生；其墙宇卑陋，则防闲易驰；其居处丛杂，而恶习易染。于是有瘐毙之惨，脱逃之虞，凶暴狡诈之传换。”

那种被诟病的监狱，到底是何等模样？长期以来令我辈欲观不得，欲罢不能。

王晓山著《逝去的影像——清末民国监狱老照片》一书里收录了270余幅照片，记录当时种种落后形状的图片尽管只有9幅，占到了总图片量的3%不到，但木栅栏支撑的“牢房”，摇摇欲坠，还是让有思想准备的我十分震撼。

当然，即使在清代，很多的政要名流还都是极力呼吁清政府的改善。如徐谦等人就力促清政府改良监狱：“方今世界立国之道，皆本于大同主义，齐凡风俗习惯、政教法制，已渐趋统一之势。故创一公会也，一国和之各国，群起而趋附之。行一新法也，此国因之他国，必从而推广之。盖交通便利，国际频繁，风气所之，几如水之汇海、山之归岳，而不可抑制。主动者强，被动者弱，不动者亡。纵观欧美各国得斯道者无不胜，失斯道者无不败，当可恍然悟也。”其言之恳，情之切，跃然纸上。我们还看到了，从清末沿袭到民国初年的监狱改良，几乎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是个“全局性”的要求和趋势。沈家本、张之洞、刘坤一、赵尔巽等等，都对于监狱的改良表达过先进、文明、科学的理念和积极的诉求，并直接和具体推动了清末狱制改良的进程，成为中国监狱制度现代化的萌芽。

清末监狱的改良不是偶然的：那是在经历了屈辱之后的奋起，那是在经受了压抑之后的扬眉。1907年，世界和平大会因为中国的狱制落后，将其抑为“三等国”，并剥夺了其此后历次的世界监狱会议的资格；更为重要的是，各国列强竟然把领事裁判权的借口归结为刑法审判和监狱的不善。这在徐谦的奏折里，进一步得到了验证：“监狱之良否影响于国家人民者至深且远，监狱之优劣关系与世界评议者至重且巨。故入其国观其狱制之文野，即足以观其国家进步之迟速，人民知识之高下。”“外观世变、内察国情，若狱制不善，终不能与各国跻于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