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对余宗范所倡“双方竞赛革命”的主张，也严厉地批评是“空谈”。在余宗范主编的《舆论》创刊号上，刊有余的文章，标题就是《展开革命与革命的竞赛》。在张东荪致余宗范的另一封信（10月6日）上，张对余主张“革命竞赛”的观点批评得更为鲜明：“执事倡革命竞赛之论虽甚新颖，然按诸实际恐难实现。盖此方（指蒋集团—笔者注）所有者只戡乱集团耳，非革命集团也。无集团即无所凭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余宗范的“革命竞赛”之说。

张东荪在10月6日的信上建议余宗范：“执事与其作双方竞赛革命之空谈，不如挺身出而呼吁和平。”并进而打消其顾虑，且借英国首相丘吉尔“功成身退”之例，呼吁蒋介石“引退”：“或虑此方罢战彼方不罢将奈何，此乃幼稚见解。果以人民为重，但求有益于国，自己不恤引退，则何事不可了耶？丘吉尔以战胜之功退而在野，未闻有怨言，足见天下事，苟有广大心胸未尝无解决之道。”

此后不久，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出于缓兵之计确实玩儿了一出“退隐”的把戏，但实际上不过是名退权不退，跑到老家溪口继续遥控指挥进行内战。张东荪虽然用心良苦，但从其结果看，比他批评的余宗范的“幼稚见解”也高明不了多少。劝一个独裁者放下权杖，岂不是枉费心思。

我们知道，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对于张东荪来说，以他所奉行的“中间路线”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其局限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作为一位民盟负责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如此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且不惜精力和金钱，不惧当时白色恐怖的风险，特别是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中，付出了很多心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十分可贵的，因而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