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将传统的“积极方面”抽取出来，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事实上，人们所能从传统中抽取出来的“积极的”东西，只是一些有待发挥的价值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固然，它们曾经内涵着鲜活的现实内容，但这些“精华”的文化种子只有扎根于人们生产和生存斗争的社会实践并接受了现代价值的灌注，才会重新获得生机。人们可以拿这些传统的东西去“转化”，去“返本开新”，只是不要忘了那是“旧瓶装新酒”，因而没有必要对瓶子顶礼膜拜。

梁涛先生还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同时“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本身，“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

那么，我们要问：一个医生，不去研究病人致病的机理以根除病因，却致力于赞美病人体质“积极的”方面，表达对细菌和病毒的“抗议和控诉”，病人会康复起来吗？尤其是“积极的方面”的认定并不是经过对病人生理机制的剖析得出的结论、而只是根据想象和愿望贴下的标签时，这种纸面上的念念有辞就只能算巫师行施的交感法术了。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积极的”、“消极的”因素本来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

二

梁涛先生对刘先生的批评，一是认为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是“执其一偏不计其余”的“一分法”，而他自己那种“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的方法是“二分法”；“一分法”强调传统中消极的一面，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

刘先生用“阴阳组合结构”描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每一个命题都是由一阳一阴两个方面构成的，其中阳的一面是主导性的，“阴”则是对“阳”的必要反制和补充。如“君本”与“民本”构成一个组合命题，两者相须而在，“民本”是“君本”理念的题内应有之义。这种方法是基于对事物内在矛盾样态的结构性描述，同时关注两面而抓其根本。试问这样一种具有丰富辩证法内涵又切实有效的、对思维对象的把握方式，怎么成了不管青红皂白的“一分法”？难道抛开适用的环境条件、剔除具体的历史现实内容，想当然地把传统中的“积极成分”普适化，反倒成了“二分法”？当那些“不积极”的成分被悬置、被虚化的时候，所谓“二分”跟“一分”还有什么实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