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为中国语言，现代的中国语言就不仅和古代的文言文不同，而且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与我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品的表述方式也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现象。此外，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吸收某些外来的词汇和表述方式也是很正常的。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丰富和发展中国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长期形成的相对恒定的要素，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如果弄得面目全非，就不成其为这种语言，本民族的人也看不懂、听不懂了。以汉语为例，恕我直言，现在有的博士生写的论文可以说是用汉字写的洋文，用汉语说的洋话，比古文和外文都难懂，不仅我看得非常吃力，他们彼此之间也常常因为看不懂对方的文章而叫苦不迭，要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至于生造词句，故弄玄虚的毛病，也颇为常见。这种毛病也是古已有之的。苏轼给谢民师写过一封信，其中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其浅陋”。在他看来，扬雄讲的那点道理并没有那么玄乎，“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扬雄是不是确有这个毛病，姑且不论，但苏轼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对的。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辞，达而已矣。”并说：“辞而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文不可胜用”，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境界！有人似乎以为话越说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实恰恰相反，“以艰深文浅陋”最不费力，而用准确明快生动活泼的语言讲清深刻复杂的道理才是最难的。毛泽东一贯重视文风问题，当年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一起列为整风的内容，反对党八股和洋八股，尖锐地揭露了文风不正的危害性，我以为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作者：武汉大学原校长）